乾能铸造工资怎么样

❶ 乾亨重宝和乾亨通宝有区别么

乾亨重宝
中国古代钱币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 刘龚政权乾亨元年（公元917）铸造。铜质，制作不工整，字体之间流铜较多。另有“乾亨通宝”铜钱，存世均极少。乾亨二年，又铸造“乾亨重宝”铅钱，文字拙劣，有传形及背穿上“邕”字者，出土很多，价格不高。本泉痴藏有一品乾亨重宝背邕铜钱，直径23.5毫米，厚1.5毫米，穿口0.8毫米{广穿}字体工整，绝无断笔，正背外廓均有稍，穿口无流铜现象，背一‘邕’字，极为深峻，应是铅母或铅范铜钱。实属罕见。请专家鉴论。
乾亨通宝
中国古代货币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 刘龚政权乾亨元年（公元917）铸造。一般制作不精，文字内多流铜，极少见。另有“乾亨重宝”铜钱。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 刘龚政权 年号有：乾亨 大有 白龙
铸造钱币有：乾亨通宝；乾亨重宝；大有元宝；白龙通宝。
其中大有元宝；白龙通宝当时铸造就稀少，存世量更加稀少；现能知道的最多不过10枚！
辽代乾亨通宝：
据《辽史。食货志》记载：“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辽景宗为耶律贤。
本人藏有辽乾亨通宝小平及折三各一枚。
以上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❷ 雍正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

名爱新觉罗·胤禛，庙号世宗，清朝入关之后第三任皇帝。经过众多兄弟激烈的竞争后取得了皇位，以统治手段严苛而闻名。他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几项很有影响的改革：“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之中，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征收人头税的历史，有利于穷人，也对人口迅猛增长起了作用；在西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由朝廷排遣流动官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中央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军机处，作为处理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以此加强皇帝本人的权威；加大惩治贪官的力度。他勤政务实的13年统治，使“康乾盛世”得以维持和发展。 不妨将雍正皇帝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的影响作一比较。雍正的政绩主要集中体现为对“康乾盛世”的维持，而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没落之前的回光返照，对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作用有限；而乾隆长期稳定的统治强化了中国统治阶层“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也更严厉地禁锢了知识阶层的新思想，这正是造成中国在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上述原因，乾隆被列入最有影响的百大帝王之中，而雍正则被排除在外。 雍正帝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严冬，在一片流言四起，萧杀恐怖的气氛中，康熙皇帝第四子胤禛登上了皇位。 胤禛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之子，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生性孤僻的胤禛，并未因其性格弱点而远离朝政，反而采取表面竭尽孝心，暗地结交朝臣与江湖术士的隐蔽手法，搏取了父皇的好感。最后，他内倚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的特殊地位，外借四川总督年羹尧的兵力，在隆科多宣读的康熙皇帝“传位于皇四子”遗诏的安排下，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胤禛虽然即了帝位，但以皇八子允禩为首的当年争夺储位的劲敌，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散布流言，制造事端，以发泄愤懑之情，动摇刚刚易主的皇权。雍正对他们分化瓦解，撤职监禁，予以严厉打击。为表明继位的合法性，雍正以极为隆重的丧礼，将圣祖葬入景陵，使其成为清代第一位土葬的皇帝。他又以不忍动用先皇遗物为由，将清帝处理政务之所，从乾清宫移至养心殿，养心殿从此而成为清廷的政务中心。在整肃皇族中反对派的同时，对当年的功臣、即位后的心腹之患--隆科多和年羹尧，雍正也毫不手软，以“居功自傲，蔑视皇权”为由，施以削权、调任、抄家、遣戍，直至处决的严酷惩罚。 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在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提高军务效率，在离养心殿百步之遥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更是铸就了沿袭至清末的帝后独揽军政要务的集权模式。有鉴于康熙朝诸皇子争储位的惨痛教训，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即将已选定的储君姓名，写好密藏匣内，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测。这一制度，有助于以后乾嘉道咸几朝皇权的顺利过渡 所以他应该是个好皇帝.

❸ 铸造废砂回收再利用。

擦洗砂是很好的铸造用硅砂。照你所说，应该是用来“喷砂”清理铸件。你们的原砂粒度是多少？用过后，粒度相应变小，可“热法再生”后，销售给覆膜砂生产商，作为原材料获取价值。

❹ 乾隆通宝值钱吗

一、乾隆通宝是什么？
乾隆通宝是乾隆时期的流通货币，乾隆皇帝在位的60年里施展其“文治武功”的治国策略，创造了封建社会里最后一个辉煌盛世，之后民间便盛传佩带“乾隆通宝”铜钱可驱灾辟邪，又因乾隆二字谐音“钱隆”而备受后世藏家所喜爱的钱币。该钱币铸于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年)，背面的满文比较复杂，上面有很详细的价格和钱币拓片。乾隆通宝钱径约2.2-2.5厘米，重约2.4-4.8克。钱面文字"乾隆通宝"以楷书书写。

二、乾隆通宝钱币种类
1、雕母
雕母，就是钱局工匠按照朝廷规定的形式，用精铜手工雕刻而成的模本，又称“祖钱”雕母做出以后，经过朝廷的审定和批准，下一步就可以翻铸母钱。雕母的文字细瘦高挺，字口深峻，笔画刚劲有力，全身经过细致修整，无铸造痕迹且铜色金黄。从细部看还留有手工雕刻的痕迹。雕母钱是不参与流通的，存世量很少，因此很具有收藏价值。

2、母钱
母钱相当于钞版。母钱经过细致加工后，作为铸普通钱的母钱已很精美了，但多数能看到翻砂铸造后留下的细小沙眼等铸造痕迹。母钱的特殊价值在于作为翻铸子钱（子钱就是普通流通钱）发行量再大也比子钱少之又少。

3、样钱
“样钱”俗称“大样”一般均用雕母直接铸造，也叫官造原版，所以样钱的直径比常用钱大，文字清晰、深峻，大部分“样钱”是高质量的，也有个别特殊情况。样钱只是笼统的称谓，往往一枚样钱可以有多种说法和用途，质量特别好的还可以作母钱用。
“样钱”虽然比一般普通钱币较少，但是发行量还是比较大，样钱是由雕母直接铸造，普通钱币是由母钱直接铸造，也很好分辨。第一，直径明显大于同版钱币；第二，字体相对于同版普通钱币来讲更为遒劲有力；第三，铜质相比更为精，一般含铜量可以达到96%--97%。

三、乾隆通宝值钱吗？
乾隆通宝当时发行时间较长，铸量极大且加之流传至今时间较短，所以多数价值低廉。但乾隆的雕母和母钱因流传数量极少，以是收藏家们青睐的对象，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乾隆通宝”雕母市场价格平均5万元左右。“乾隆通宝”母钱的价格大都在千元以上，而普通流通的乾隆通宝一般则在1－20元左右。

❺ 乾祐宝钱是什么样的

乾祐宝钱铸造工整，钱文字体精美。形制较以前几种钱币更加精致。当时铸造量小，如今存世量极少，古钱珍品。乾祐元宝铜材少，铁材多，钱文有行书、楷书，楷书有长元、短元等版别。因西夏地域缺铜而多铁，天盛铁钱世间所存甚多。

❻ 如何辨别铜钱的真假

1、看古铜钱铜质，定真伪

古代铜钱的材质有青铜、白铜、红铜和黄铜四种。明代嘉靖以前铸钱材质一般都是青铜，少量白铜，红铜铸币辽代较多。青铜容易断裂，断裂面无铜色，断裂面在石头上摩擦后，铜色即显。黄铜铸币和铜雕母钱始于明代嘉靖。发现明代嘉靖以前的黄铜钱币或铜雕母钱，可判定是后铸无疑。

2、听古铜钱声音，定真伪

古铜钱年代越久，钙化越严重，钙化后的铜钱失去铜的原声，用金属撞击声音沉闷，声音越小，时间越久。凡是发现声音尖高的古铜钱，说明没有钙化现象，可判定为新彷品。

3、闻古铜钱气味，定真伪

古铜钱时间越长，其氧化越严重，铜钱氧化的时间越久，其铜腥味越小。凡是铜腥味重的古钱币，皆可判定为假货。

4、观古铜钱锈色，定真伪

古铜钱停止流通后，存放不当会生锈。传世古铜钱锈层较薄，且锈在局部，钱面大部分呈古黑色。出土铜钱坑口不同锈色不同。

5、舌头舔古铜钱，定真伪。用舌头舔古铜钱面，真品无味道。如果有酸味、苦味、涩味，可判定是人工做锈或作浆，必假无疑。

6、比较古铜钱，定真伪。

我国古铜钱都是手工铸造，每枚古铜钱币之间多少都有一些差别。如果发现多枚钱币一模一样，分毫不差的古铜钱，可判定是现代工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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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价值

珍稀古钱币是货币历史的实物，更是历史的见证。因此在收藏前必须弄清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成都交子”和“十文中统元宝交钞”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被学术界视为无价之宝；短命王朝或农民起义时的铸币，由于流通时间短，发行量少，大多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2、现存数量

齐、燕、赵等国的刀币，韩、魏、秦等国的布币等年代久远，比圆形钱稀少，价格昂贵。存世数量少的钱币还有唐代叛军史思明占领洛阳后铸的“得壹元宝”，后发现“得壹”两字不吉利，便改为“顺天”，铸“顺天通宝”。这两种钱币传世很少，“得壹元宝”尤其罕见，为稀世珍品。

3、文化价值

一些传世并不太少的品类，则主要因其文化品位、艺术价值极高而备受青睐。如汉代王莽新朝时的“货泉”、“布泉”等钱币，用的是垂针篆；北宋仁宗时所铸的九叠篆书体“泉体通宝”，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字，为收藏珍品。

4、看品相

无论钱币珍罕与否，凡有币面模糊、轮廓缺损、锈蚀严重、看相较差者，尽量不要收藏。收藏古钱币时还应注意是否有月纹、星纹等标识，古钱的鉴别以背文来区分铸造年代和地址，品评其稀珍。一般来说，钱币背面有月纹、星纹等记号的要比背部光面的更有收藏价值。

❼ 古代铸造器皿过程

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

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

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1�7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
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
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
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

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
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
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
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
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
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

（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
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

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
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

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

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

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1�7�1�7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
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
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网络，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
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
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

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

2 鼓风
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

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

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

“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
在清代刘�1�7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

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

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

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

3 合金的配制
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三）浇注
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
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
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
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

（四）铸后加工
《荀子�6�1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
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
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
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1�7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
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乾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1�7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