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为什么铸造铜钱少

Ⅰ 关于铜钱（宋币）

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1274年）铸“咸淳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后元军攻入南宋，宋亡，其他的几个年号都未及铸钱。
除以上的一些方孔圆钱外，在宋朝还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钱币，叫“钱牌”。在南宋理宗淳佑年间，发行了一种形状奇怪的货币，是长方形的小牌，大小如现在存取自行车的小牌。这种钱是用铜铸的，两面都有字，正面文字为“临安府行用”，钱背则记为“准五伯文省”、“准三伯文省”“准贰伯文省”等。钱文中的“准”字是“平”，“伯”是“佰”，“省”就是当“省佰”讲的，意思是在交易时支付小牌相当于×佰文铜钱。临安是现在浙江省杭州，是当时南宋的国都。“临安府行用”规定了这种钱牌只能是限于临安府流通的代用币，其铸造行与当时的钱荒和禁钱出城有关。宋代由于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大增，在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经常发生钱荒现象。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当时城里的官员们明令禁止铜钱出城。《文献通考钱币考》曾说：“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禁止铜钱出城后，进入城市的铜钱当然也会相应减少。城市内外贸易流通只得依赖纸币了。而大额的钱币投入市场，有不便找零之弊，于是就产生了钱牌这种代用币了。南宋的钱牌也多在杭州一带出土，但数量少，极为珍稀。

造成南宋钱荒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大增。南宋偏安一隅，地处全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一带，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战事，政治上也相对稳定，再加上不堪金国压榨的北方百姓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从而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据记载，当时临安府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已经是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仅米粮一项，“细民所食，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地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流通量的激增。二是铜钱外泄，大量流入北方和海外。南宋政府腐败无能，向金国屈膝求和，每年给金国赔款300万两，多数以铜钱折算；再则民间的铜走私十分严重，而对外贸易又十发发达，铜钱又通过贸易的方式流往海外一部分。《宋史·食货志》载：“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三是铜源不足，铸造钱额减少。南宋时，随着所占据州县的减少，铜矿资源相应匮乏，再加上铸造钱币的中心大都残破，无以恢复，所以铜量锐减。四是销钱为器，使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铜源匮乏，铜器紧俏，相当数量的铜钱被人们销毁为器。南宋的铜钱需求量大，铸行却少，综上所述，造成了南宋的钱荒。

总之，宋朝的钱币以书法精美、制作工整、种类繁多而著称。但是在这些精奇悦目的宋钱里却浸透着当时无数的钱监役卒们的血汗，他们才是灿烂无比的宋代钱币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可是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遭到统治者的残酷欺诈和压迫。

宋代管铸币的机构叫钱监。钱监实行军事化管理，铸钱工匠被称作役卒。每个钱监的役卒多少不均。《宋会要辑稿》记载:“大观元年，永丰监有兵匠695人，较额定人数缺64人。”又载：“（富民监）见管工匠二百余人。”役卒的来源，除了从民间招募部分有特长的工匠以补不足外，绝大部分由犯人充役。人一旦进了钱监就如同进了鬼门关，每个役卒的脸上都刺有监字或军号。铸钱是一种劳动强度极高的手工活，役卒们常年遭受到炉火的熏烤，铅毒的污染和工头们的折磨，身体状况极差，其中一些年老体弱、丧失铸钱能力的役卒，便被发还关押。至于不堪苦役而逃出钱监者，则要遭受更严重的惩罚，甚至被打死。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国家将要灭亡之际，宋徽宗还曾制定过“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宋史·兵法》）。宋代的钱监是役卒们的另一种监狱形式，在这里的人是会说话的工具，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钱币。宋钱是美丽的，美丽的宋钱里去饱含着钱监役卒们的血泪。

Ⅱ 为什么南宋铜钱品相差

南宋所占的地区没什么好的铜矿啊，那时候主要还是都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

Ⅲ 南宋铜钱一般的7个皇帝铜钱一套多少能收到

南宋只有6个皇帝铸造了铜钱!按照每个皇帝平均10元/枚可以收到!

Ⅳ 论文 宋代钱荒的原因

分析宋代的钱荒，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二是钱荒并不是当时所生产并拥有的铜钱总量真的无法满足市场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宋代的史料记载中看出来。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即已出现“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宋史》卷180《食货志下》)的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据田锡所云，江南、两浙等处，“彼中难得钱”(《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6，成平三年三月丁未条)。北宋中叶，欧阳修说：“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三《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历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张方平说：“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张方平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苏轼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苏轼文集》卷三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在众多议论中，所提到的“钱荒”多发生在东南地区。这既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宋代财政赋税的重要征收地区，每年都会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铜钱，更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因为这些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钱币汇聚而来。这说明前引袁一堂、高聪明、汪圣铎等先生对宋代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第二点认识是：钱荒并非因为铜钱数量短缺所致。北宋中叶李觏曾经说：“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李觏所说的“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铜钱在数量上是惊人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铜钱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铸铜钱30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与中唐鼎盛时期的铸币量相差无几。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饶、池、江、建四大铜钱监全部建立，铸钱量达到每年135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稍后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岁铸183万贯的水平(《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岁末附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创下年铸300万贯的记录(《梦溪笔谈》卷一二)。到铸造铜钱最多的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量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用铜约2千万斤(《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3年的考证，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有二亿贯。我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8]541。汪圣铎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以当时有一千万户计，平均每户可支配30贯[8]128～129。因此宋代的铜钱在数量上并不少，应该能够满足民间细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显而易见，认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使用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钱荒的成因，南宋时有人分析说：“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鉟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三)这个认识，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导致钱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产生新的疑惑。为什么政府铸造铜钱的数量会减少?为什么铜钱会大量外流?什么原因促使民间居然冒死犯禁去销毁铜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持续贮藏铜钱，使其沉淀下来而退出了流通?

事实上，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那就是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

判定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还需要对宋代铜的价值变化进行分析。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它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关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值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宋代铜的生产来说，生产技术确实得到一定的提高，据记载，宋仁宗景祐二年，“[许]申在三司，乃建议以药化铁与铜相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因入内都知阎文应以纳说，朝廷从之，即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条)。这是宋代开始使用胆水制铜法的开端。胆铜的质地不如以前冶炼方法生产出来的铜，因此宋仁宗朝实行胆水制铜一段时间以后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复用这种方法制造铸钱用的铜材[14]。由此我们可以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宋代铜的价值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据此能够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判断吗?我认为，宋代铜的价值下降的趋势当然会对铜钱的价值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弥合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因为宋代基本的冶炼技术没有发生变化，而宋哲宗朝以后用胆水制铜法生产出来的铜材数量有限，特别是南宋时期各钱监多有废弛，每年产铜和铸钱的数量更少。据王菱菱考证，宋代可考的胆铜最高年产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问的187万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绍兴末年，胆铜的产量锐减到21万斤，以后更是每况愈下[12]104～105。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断，宋代提炼铜的技术进步虽然对铜的价值有影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宋代产铜技术的进步不能成为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理由。

事实上，宋人叶适已经觉察到了铜钱购买力的改变。他说：“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汉宣帝时，谷至石五钱，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乱而致富强，米斗十钱以上为率。何者?治安则物蕃，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才]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匏)[瓠]果蓏，鱼鳖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吾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之于今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若干?昔何为而有余?今何为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明矣。”(《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叶适通过从汉唐到宋代的物价比较，看出宋代较之汉唐“钱多”而又“钱贱”这一社会现实，仍然反映了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

Ⅳ 铜钱超发的宋朝为什么频发钱荒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这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包恢《敝帚稿略》)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是历史上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如宋仁宗朝庆历年间，江淮出现“钱荒”；神宗朝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钱荒”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这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泄，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今人的研究表明，宋代“钱荒”并不是因为铜钱短缺，换言之，铜钱的外流对“钱荒”或有推波助澜的影响，但不能说是导致“钱荒”的元凶，因为宋代政府投入市场的货币总量是非常庞大的。北宋时，宋政府每年的铸币量高达一两百万贯、两三百万贯，宋神宗元丰元年间还创下年铸币量超过500万贯的纪录。这还不包括四川的铁钱、交子(纸币)以及货币化的金银。而唐代的年铸币量，最高也不到33万贯，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还不及北宋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学者统计，北宋末，宋政府投放于市场的铜钱总量约有三亿贯，这个货币总量，是足以满足当时市民的交易之需的。南宋的“钱荒”则通常表现为“物贵而钱少”，可见并没有发生通缩，总体的货币供应量并不缺乏。况且，宋朝的商业信用工具也比较发达，大宗交易通常不必使用现金，而是采用“赊买赊卖”等方式。 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最近流行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李觏说“民间鲜藏镪之家”，可能不大准确，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储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做“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因为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储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出现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市民拼命花掉纸币，积储铜钱。而铜钱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导致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这就使得“毁钱铸器”成为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钱禁”，即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境贸易，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这一思路有点像楼价高企不下了就采取“限购”措施，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钱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宋朝的领导人虽然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而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

Ⅵ 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的新篇章是什么

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每年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到了1141年的“绍兴和议”里，南宋每年则要给金朝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不仅如此，北宋的徽宗、钦宗在“靖康之耻”中被金人虏到了遥远的北国，宋廷派使节前往探望时往往也带着金银。比如绍兴二年（1132），宋使就带给“上皇（宋徽宗）金三百两、银三千两”，也算是儿子宋高宗赵构的一份孝心了。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金代“承安宝货”尽管不是圆形的，但它们却是自汉武帝以后中国第一次以银铸币，也是自王莽以后第一次以银为法币。到了金末的几十年里，交钞（纸币）极速贬值却禁止使用铜钱，白银遂成为金晚期严重通货膨胀阶段最可信赖的表示价格的货币。这大大地促进了白银的流行。正大年间（1224—1232），民间一切交易已全都使用白银。

过去以铜钱来表示的各类价格，也都转而以白银明码标价，比如《金史》里就有“（茶）袋直银二两”的记载。金朝虽然在历史上的评价往往不高，但正是这个政权，相隔秦汉一千多年后，揭开了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的新篇章。

Ⅶ 为什么南宋铜钱存世量比北宋少那么多。

因为北宋铜钱是全国在用，而南宋铜钱只在南方用，也就是相当于比北宋的地域少了一半。
发行量就不用多说了，发行量的多少，以及地域广度都决定了，北宋铜钱的存世量比南宋要大太多。

Ⅷ 北宋的铜钱到了 南宋时期还用吗

可以用的，古代的铜钱和我们现在用的钱不一样，是按照重量来衡量的，所以越重的钱价值越高。
南宋铸造了大批的自己年号铜钱，会将北宋货币重融，用融化的铜水制造新币。也有一些货币是虚值的，比如当十，当百的。北宋经济强盛，基本不存在这重情况，南宋就铸了比较多了

Ⅸ 南宋的铜钱年号有那些

建炎
绍兴
隆兴
乾道
淳熙
绍熙
庆元
嘉泰
开禧
嘉定
宝庆（该年号铸造铜钱为大宋元宝，铸造了少量宝庆年号铁钱）
绍定
端平
嘉熙
淳佑
宝佑（该年号铸造皇宋元宝）
开庆
景定
咸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