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鉴别青铜器的年代
可以通过青铜器上面的纹饰鉴别青铜器的年代。龙纹是在青铜器上流行时间最长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动物,是殷人卜问的对象之一。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 于商代二里冈时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青铜器上的龙纹,一般在反映其正面图像时,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身侧面延伸。商代龙纹多表现为卷曲的形态,商末周初的方彝,方鼎口沿处盛行龙头在中间,分出双尾,即双体龙纹,两周还多表现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
(1)怎么鉴赏以青铜材料铸造的青铜器扩展阅读:
中国青铜器开始于马家窑至秦汉时期,以商周时期的器物最为精美。在中国仰韶文化早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国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
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㈡ 青铜器的鉴赏方法并举实例说明
浅谈中国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作者:[赵国强] 来源:[本站] 浏览:[138] 评论:[0]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物鉴定工作也融入了许多科技手段。诸如热释光、C14、能谱分析等等,科技手段在文物鉴定中的运用,为传统的目鉴比较法提供了新的参照信息。笔者结合能谱分析法,谈谈青铜器鉴定的体会。
能谱分析,是将大量通过科学发掘和部分传世青铜器物作为标准器,将其元素含量按年代排序收集到数据库中,再将待鉴器物的元素含量数据与之对比,得出待鉴器物是否与标准器相符合的结论。
秦以前(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是指在纯铜中加入锡、铅等金属,冶炼而成的合金。青铜器是用这种合金铸成的器物。当时称这种合金为“吉金”,因铜、锡、铅合金为金黄色,则铸造的器物被称作“金器”。
青铜器分为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四类。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器物合金配比不同。在纯铜中加锡,是为了增加硬度和韧度,加铅是为了增加铜液的流动性。《周礼·考工记》中有:“……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金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是古人对青铜器合金比例的记载,现代科技的荧光能谱仪,对大量青铜标准器进行能谱分析,发现成熟稳定期的器物合金配比与古代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运用这种方法,科研人员采集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合金配比数据,总结出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当然我们不便在此将这些数据规律公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这种高科技手段,是可以把一些不符合合金配比规律或元素种类的伪器排除掉的。
然而文物鉴定界,在对科学仪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意见分歧。有观点认为,使用科学仪器鉴定不够准确。理由是:如将古代青铜器残片融后再铸,其化学成分自然会与当时相符,仪器很难区分。另外,古代青铜残片融化后,原锈尽失,所铸器物即为金光闪闪之新器,需千年以上才可生成的器锈只能伪造。这时,就需要靠眼力和经验判断其真伪了。古代青铜器由于埋藏地下历史过于悠久,自然形成的铜锈往往有好几层。常常在贴骨处是黑锈,其上一层为红锈,再之上是绿或蓝锈。辨别铜锈的真伪,要看有无结晶斑。结晶斑是青铜器历经几千年变化,在器物某一点或多点上发生膨胀,造成底锈外翻,使器表绿锈面上,呈现出褐、红、黑相间的凸斑。迎光侧视,可见到细碎晶体光闪,此斑略高于器表,手摸有凸感。大者如钱币,小者如黄豆。而人工合成的假斑没有晶体光闪。如果器表有结晶斑,一定要认真鉴别此斑是否与器物一体,有些作伪者将真器上的结晶斑取下,再附到伪器上。这种伪器,即使做得再好,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俗话说,“砍的没有旋的圆”,由于铜锈结晶斑的生成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很难仿造得逼真。因此正确鉴别铜锈结晶斑,成为青铜器鉴定的有效方法之一。再结合器物造型、纹饰神韵、手头轻重、整体锈色等方面因素,就可以鉴别出青铜器物的真伪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文物鉴定工作中,以目鉴为主、科技仪器鉴定为辅,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人文内涵,因而对它的鉴定更多地要靠专业人员丰富的知识和实践阅历。但诸如青铜器合金比例、瓷器釉质元素成分、有无添加剂、以及书画的用纸、用墨、用色、印泥等等,所需数据则靠科技手段来测评获取,再经过专业人员综合分析,得出正确结论。所以目鉴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是文物鉴定的发展方向。
㈢ 怎么鉴定青铜器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鉴定方法: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㈣ 如何欣赏青铜器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骗。现将其基本方法概述如下从重量辨青铜器的真伪
一般说来商前期器轻而薄,商后期器体重质厚,西周器浑厚铭多,春秋战国之器比商前期轻薄精细,汉代器重拙粗矮。而宋以后的伪器绝大多数要比真器重、压手。因为宋以后的伪器埋入土中的时间不如汉以前铜器埋藏时间久远,受外界腐蚀程度也小,合金成分不一样,胎质的轻重也不同。总之,伪器比真器重。
故宫藏有一件民国时期伪造的商爵,高24.7了厘米、宽17.8厘米、重1.12公斤。爵是京西六郎庄夏锡忠捐献给故宫几千件器物中的一件。夏锡忠在南河沿路西有一“局眼”(不是铺面,是住宅可兼营业),当时家里很富,铜、锡等古玩都买,也都卖。但他不懂眼,买卖东西都看行家。青铜器看“同益恒”字号买什么,他就买什么;瓷器则看孙流洲。殊不知行家买真货,而他有时买的却是假的,此爵就属这种情况。从外表看此爵很漂亮,是熟坑器,无地无锈,造型逼真。但行家拿起来一掂量,就发现压手、过重;再细审腹部,兽面纹是伪刻的,鋬内腹侧的铭文亦是伪刻的,并且走刀的痕迹,此爵无疑可断为伪器。
从重量上去鉴定青铜器的真伪,其要诀就是伪器比真器重。
辨别熟坑青铜器的真伪
因为“熟坑”是传世青铜器的表面特征制作的。真是传世青铜器的外表上也要打蜡,把表面的锈层、地子全覆盖在蜡层的下面。鉴别熟坑铜器的真伪,首先要看足、口沿处露铜的部位,有红地子层的是真器,再将熟坑青铜器外面的蜡层擦掉,用氨水反复擦拭,再将硝酸滴上几滴,如果能看到露铜色的是仿器,如不露铜地子是真器。熟坑青铜器因为没有经过氧化腐蚀,所以锈层很浅,没有层次,红锈也不自然,对于熟坑青铜器要特别留神,多进行比较,就容易掌握辨别的方法。 宋代制作假地子的用盐卤砂,作假锈是用木漆调色或加松石末涂上的。这样做出来的锈层,层次很少,用开水一浇,作假锈的锈层就容易脱落,即使不脱落,也会因为热水的原因,发生颜色变浅的现象。
青铜器铭文辨伪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是另外做一块铭文范,镶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范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也有嵌得较低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蕞器组的铭文皆是如此。商周青铜器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一般铭文横行直行都比较规整,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觉,同时在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而从事在陶范上刻铭文的技工,技术很高超,书写也很流利。
春秋战国青铜器上出现整篇刻上去的铭文,但原刻的文字是当青铜器脱范不久科的,因古时无钢刀,就用小轮子在铜器上琢磨出来的,所以字体比较光洁,只有琢磨痕,而无刀痕。宋代以后很多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作伪铭纹,作伪铭纹是用刀刻的,一笔要刻上好几刀,往往会留下刀刃的痕迹。
宋代以来,金石家的研究重点是文字,当作历史文献对待的青铜器铭文,所以当时有铭文的青铜器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时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搜集,往往偏重在铭文方面,宋代仿制的青铜器也大部分带有铭文。
鉴定铭文真伪,除仔细观察原铭文附近有无改凿.改刻以至字体不一,表面高低不平,补上伪锈等痕迹外,还可以从铭文的铸造方法来鉴定。后刻的铭文,有的是有所本,字体比较拘谨、呆板,字口内有或隐或显的刀凿痕。而用翻砂法铸造的青铜器,泥料颗粒比较粗,铭文笔画的表面与细腻的范土铸造不同。
科学鉴定通常是指利用现代化的仪器进行的元素分析、放射性元素的年代测定等,再就是系统知识的综合判断,俗称“眼学”。
其实“眼学”也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被列入科学行为的范畴的,而依据考古发掘的标本、标准器形成的类型学、器形学、图案学等也都属于科学研究的领域,所以,“眼学”是运用了大量系统知识的经验之谈。例如:对于青铜器上铭文的鉴定常常成为对于有争议器物的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数十字以上的长铭,今人很难编出可考却未见著述而又文意通畅的上古铭文,很难刻写出古意灿然、毫无造作且不出错误的古文字,这绝不是仪器可以解决的。又如:早期范铸法的错范痕迹和分隔内外范的垫痕与伪造的痕迹,目前的仪器还无法判断,但专家、有经验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只要借助肉眼或放大镜就可以判断。所以,积累经验、掌握青铜器的一般性特征和内在规律性的东西,是收藏活动必不可少的。
在收藏活动中,有大量的词汇来自传统,并没有科学的界定。或者说,一些名词的法律界定是明确的,却并非科学和传统的界定,因此,在公私收藏领域习惯上沿用了许多的术语和俗语。譬如:“出土文物”的一般性概念为从古代遗址、墓葬、窖藏、塔基、石窟寺,包括水底和沉船等的被发掘、打捞、发现及被盗掘出的古代文物,是相对于流传于世的瓷器、字画、家具、文玩等“传世文物”而言的。所以,不论什么时间出土的,皆可称为出土文物。但是,法律中对于“倒买倒卖出土文物”的界定,则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出土”的文物而言。民国以前的“出土文物”即视同“传世文物”了。
收藏圈里对于出土文物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及其相关土壤环境的说法则更显生动,流行的评定语称“生”或“熟”,以及“坑”。
“生”或者“生坑”,是指新出土与早些年出土,但保持了出土时的本来面貌,没有经过出土后的进一步处理,没有受到生活中油垢等污染和长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层变化,锈色和土沁色灿然的器物。
“熟”或者“熟坑”刚好相反,譬如明清时期出土,甚至宋代及宋代以前出土,经过了“传世”的经历,器物表面已经表现出自然的“熟”、“老”。特别是清代中期,藏家喜欢将青铜器除锈、擦光、上腊,加之常年把玩,就形成了“黑漆古”。
国外个别公私机构曾经有过一种极端的行为,号称“恢复这些器物的本来面貌——其当年曾经被使用时的面貌”。于是,将古代青铜器上的锈统统除掉了。这非常不科学。因为,青铜器上的锈色是岁月的痕迹,是人类上古文明传承的历史烙印,会增加其文化的含量和历史的重量感。同时,这种绿锈一般是指铜器的氧化层,而氧化铜比铜本身还要稳定,除掉了“锈”反而会不利于青铜器的保护。因此,普遍流行的原状保护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更加科学。只有对于起腐蚀作用的“有害锈”必须尽快做局部的清除、保养。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近世工艺仿品的“生坑”效果大多是广告色合胶喷涂上去的,有些加工细腻的仿品色彩非常逼真,但开水浇上去之后水即变绿、变蓝和红。如前所述,自然锈色是氧化铜,比青铜本身更稳定,绝不可能溶于水。这几年高仿品的工艺水平改进了,可总有破绽可寻就是了。
俗语中的“水坑”、“脏坑”、“发坑”和“半发坑”则不仅是说器物呈现的表面特征,还特指出土地相应的土壤环境以及器物呈现的品质特征。
“水坑”器的出土地点多为湖南、湖北以及浙江,通常表现为色彩鲜亮、表面大多光润如镜。或绿得湛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因此,常与“水坑”器伴随出现的俗语还有“绿漆古”和“黑漆古”。
严格意义上讲,“绿漆古”是铜器绿锈生成之后,由于水文地质条件变化或者墓葬、窖藏常年浸水,器物表面的浮锈自然脱落,却因年代久远,绿色牢牢地浸染在器物表层上形成的,好像罩了层薄薄的绿漆,故俗称“绿漆古”。
“黑漆古”的道理与“绿漆古,,相似,主要似取决于当地水质和土壤的酸碱度等,有器物长期传世形成的自然“包浆”,也有青铜器本身合金成分差异造成的原因。一般来说,器物出土时即黑亮如墨,表面几乎没有绿锈者,多为春秋、战国、两汉时期,而且战国、西汉的情况更加普遍,其中约90%属于战国时期铸造的。红、蓝色锈斑大多也出现晚期青铜器上,尤以汉代突出,当为青铜中杂入铁等成分造成的。这种情况商周时期绝对不会发生。近年“绿漆古”和“黑漆古”的伪晶亦有铜胎外用树脂材料做成的,纹饰非常精美,但树脂材料的导热性与青铜相差很大,只有上手就会感觉出来。
“枣皮红”是指有些青铜器绿锈下呈现的暗红色,琉璃厂习语称之“枣皮红”。还有许多形容各种器物色彩特征的类似形象习语,例如章料术语中的“虾青”、“鸡血”,瓷器中的“翠毛儿蓝”、“豇豆红”等等。
“包浆”是指没有浮锈,器物表面却通体呈现一层均匀、柔亮的氧化层的特殊现象,有时也用于泛指器物表面“生”“熟”情况与呈色情况。所以,可以用于出土器,也可对传世品而言。“包浆”通常是鉴别青铜器的重要依据,当然也就会有人故意做上去,而且可以做到神似。例如新铸的铜香炉,经过不同的混合液体浸泡,然后烘烤,会出现各种呈色的“包浆”。反复浸泡、焙烧之后,甚至会出现非常美丽的厚厚“包浆”。这在近些年苏州仿“宣德炉”上被广泛应用。
“水银浸”亦称“水银古”,也是一种青铜器的自然“包浆”现象,有局部的,也有通体银白的,多见于铜镜。主要为战国到汉代时期制品,其中又以战国为多见,大多出土与中原地区。近年以河南仿为最高境界,几可乱真。
“泛金”与“水银浸”的情况相仿,并非器物铸造之时镀了水银或者黄金,而是青铜器在特定的土壤环境中形成的特殊氧化层,旧时也称“返金”或者“返铜”。这种现象通常只出现在刚刚铸造完成尚没有使用过就人土的青铜器上,而且几乎全部出土于河南安阳附近的商代地层中,陕西只存在个例,其他地区从未见到类似情况的报道。所以,非典型安阳类型的“泛金”器,大可直指其假。
“脏坑”器的出土地点在北方一些地区,表现在铜器表面锈色斑驳而杂乱,并伴有大量“有害锈”,甚至使得器物严重受损。
“发坑”和“半发坑”则指出土物不仅表面,而且质地本身都受到严重侵蚀,呈现出一种类似发酵、发泡状的疏松、涨裂。大部出现这种坟起、鼓泡、涨裂现象的俗称“发坑”,部分或局部出现的古玩行里习称“半发坑”。
文物的自身品质与收藏价值重要的外在条件之一就是“品相”,是文物行里人对于文物自身质地与完残情况综合评价的习语。以金属铸币为例,“祖钱”或“雕母”的品质注定优于脱胎而成的“母钱”;“部颁样钱”或“进呈样钱”的品质注定优于“初炉钱”,“初炉钱”则优于一般流通币。所以,在这里“晶相”是一级高过一级的。
但是,除了自身品质之外,保存状况的优劣也是决定“品相”好坏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铸造精美的普通流通币保存如新,“品相”自然是绝好的;“雕母”若损伤严重,也会被斥为“品相”不好。
㈤ 鉴赏青铜器一般从哪几个方面分析
青铜器辨伪指的就是辨识一件件具体的传世品青铜器的真伪,即它们是真的古代青铜器,还是后世为牟利而制作的伪品。这是对传世品青铜器进行鉴定收藏首先需要做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品不同,传世品中混杂有大量的伪品。
为了进行辨伪,首先就要了解伪作青铜器的历史和伪器的基本情况。
自宋代金石学产生以来,古代青铜器成为研究与鉴赏的重要文物,公私竞相收集入藏,遂使青铜器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制作伪品以牟取暴利。根据前辈青铜器专家容庚先生等的研究,从宋代迄今千余年来伪作青铜器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元明时期。宋代的伪器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例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16著录的封比干墓铜盘就是伪器。明代伪造情况,如高濂《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14?5)所云:“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则迥然别矣。虽云摩弄取滑,而入手自粗,虽妆点美观,而器质自恶。”
第二阶段,清初至嘉庆时期。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的提倡,金石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伪也兴盛起来。此时主要是仿照宋代青铜器图录作伪。据容庚先生研究,乾隆皇帝命臣下编纂的著录皇室藏器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四书中,共收录有铭文的青铜器1176件(有铭文的铜镜不包括在内),其中伪器317件,可疑者137件,共计490件,占总数的41%强。
第三阶段,道光至清末。一方面由于金石学者重视铭文,另一方面作伪器费力而易辨,因此,此时作伪者大多转而在真器上摹刻伪铭以牟利。这种作伪风气始于西安,以号称“凤眼张”的张二铭最为有名。
第四阶段,民国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仅各地盗墓之风大盛,而且作伪之风更炽。北京、苏州、西安等地更是作伪的中心,有许多作伪的高手。此时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作伪者运用新技术作伪,使作伪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拓本照相制版及化学药品腐蚀方法作伪铭,就比过去錾刻的伪铭要逼真得多。例如《善斋礼器录》8?6师麻孝叔簠,其铭文就是仿吴大瀓所收藏的真的师麻孝叔簠的铭文用化学腐蚀法制成,颇为近似。非仔细辨识,不能识其伪。
同时,由于外国人重视艺术价值,喜好新奇的器形和纹饰,致使伪作新奇器形、纹饰兴盛起来。例如苏州作伪高手周梅古伪作的车马猎纹方口圆壶(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205,1958年版),十分新奇,蒙蔽了许多人。
从作伪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全器皆伪。例如著名的晋侯平戎盘(见S.W.Bushell著,戴岳译《中国美术》,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约为乾隆年间伪作,原藏北京怡王府,1870年流入英国,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腹外上饰乳丁纹,下饰兽面纹,双耳不伦不类,圈足系焊接,伪作明显。盘内有伪铭23行547字,是已知伪器中铭文最长的。内容杂取《尚书》及《左传》,字体杂仿《散氏盘》及《石鼓文》,刻工拙劣,一望而知其伪。
二、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器身为真器,但作伪者在其口部加上一个流,并在腹上部加上一个銴,成为一件古代并不存在的带流带銴的觯(见程长新等《铜器辨伪浅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三、拼凑真器残片作成伪器。例如《西清古鉴》6?11著录的蟠夔纹鼎11,系用铜甗的上半部下加三足而成,似是而非。
四、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
1、铭文全伪。或用刀具錾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或随意杜撰。例如楚公钟(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20),系吴中苏某在无铭的真钟上,仿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6?15著录的楚公钟伪刻,骗了罗振玉。罗获此钟后,取钟铭中“楚雨”2字,命其楼为“楚雨楼”,贻为笑柄。
2、在真铭外,加刻伪铭。例如现藏于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遂启諆鼎。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仅有“遂启諆作叔宝尊彝”9字铭文。后经张二铭在其前后加刻伪铭124字,使铭文增至133字。并以三百金售给叶志诜,叶作歌纪事,和者30余人,成《遂鼎图题咏》一书。后经鲍康辨其伪,叶不怿,遂送给金山寺。
五、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较少的器物上伪刻花纹。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方鼎,原为素面,作伪者在其腹部伪刻鸟纹及蝉纹。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兽面纹壶,作伪者在花纹中伪嵌绿松石(陈佩芬《青铜器辨伪》,《上海博物馆集刊》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如上所述自宋代伪作青铜器出现以后,辨伪也就开始了。自宋迄今,辨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予重视和批判地继承并予以发展。
宋人赵希鹄在《古钟鼎彝器辨》(《洞天清禄集》,《美术丛书》第9集第4册)中指出:“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清代学者陈介祺辨伪有很高的水平。他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谈到:“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簠斋尺牍》4?6)荣庚《商周彝器通考》及荣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二书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辨伪问题,对历史上的辨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了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安阳殷墟,首次出土了经科学考古发掘得到的古代青铜器。新中国建立以后,田野考古工作有了飞速发展,出土了大批的古代青铜器,使青铜器辨伪有了可靠的标尺。同时由于过去从事修复或作伪的老师傅转入文物、博物馆部门工作,坦诚地介绍了过去作伪的方法及内部情况,对辨伪水平的提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青铜器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和综合分析法。即将需要辨伪的器物首先分别从铜质和锈色、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诸方面与已知真器逐一进行对比,并参考伪器的各种情况作为反面资料进行考察,从而对该器各个方面的真伪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认识进行整体的分析。这样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反复认真考察几次,最后得出结论。
具体讲,首先从铜质、锈色上辨伪。古代铜器一般是青铜,而伪器有用黄铜者。尤其是古代青铜器已经数千年的腐蚀,铜质已糟朽,其重量比同样大小的伪器要轻得多。这也就是古玩行常说的伪器“手头沉”。如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史颂簋重9350克,而伪史颂簋重达12420克,比真器重约三分之一。
古代青铜器表面的真锈是经数千年自然形成的,有绿、蓝、灰、黑等多种颜色,深沉致密,有金属光泽,风格古朴,分布自然,给人以美感。而伪锈或用酸类快速腐蚀而成,色淡而浮薄;或用酒精调和漆片、颜料作成涂上,色调灰暗呆滞,没有层次感和金属光泽,并且质地疏松,一抠就掉,或用酒精一擦就掉。例如图五伪青铜人面之伪锈。
其次,从铸造工艺辨伪。古代青铜器主要是用范铸法铸造而成,因此器表往往遗留有凸起的范线及铸瘤。并且器表光洁,细部花纹棱角细腻圆滑。而伪作青铜器多用翻砂法,表面粗糙,有砂眼、缩孔等铸造缺陷。并且仿照真器翻制的伪器,一般较真器壁厚,纹饰、铭文模糊,显得很蠢,没有精神。
第三,从器形上辨伪。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是有一定之规的。伪器的器形,或仿真器,但往往形似而神不似;或凭空臆造,作成新奇的器形以哗众取宠。因此,遇到新奇的器形务必十分小心。
第四,从纹饰上辨伪。古代青铜器的纹饰自然而生动,风格古朴而有神韵。伪纹有的是由真器上翻制,但模糊、肥胖而没精神;有的系錾刻,不仅破坏了器表,而且遗留有刀痕。伪纹不仅呆板、软散,而且布局往往不合理,尤其到了边角之处交待不清。总之,古代青铜器纹饰的种类以及每种纹饰的结构和布局是有一定之规的,凡不符合规律者,则可能是伪作。图六伪铜罍的纹饰就十分呆板。
第五,从铭文上辨伪。真铭的特点是自然流畅,生动有神,古朴有力。铸铭的字口是口小底大,边角浑圆,呈形。伪铭结构松散或拘谨,乃至错误,呆板软弱。伪刻者字口是口大底小,呈状,并有刀痕。腐蚀法作成的伪铭,肥胖臃肿,字口深浅不一。古代铭文的字体结构以及内容皆有一定之规,凡遇与常例不合者,则应与真铭逐句、逐字、逐笔对照,自可辨伪。又凡铭文所在部位或行款不合常规者,也可能为伪作。
第六,从器形、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辨伪。真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而伪器三者之间必有矛盾,认真分析,必能找出破绽。例如《善斋礼器录》2?64著录的“中义父”鼎,直耳,柱足,口沿下饰兽面纹一道,其器形与纹饰属于商末周初。而其铭文却属于西周晚期,显系伪铭。按真的中义父鼎,著录于《贞松堂吉金图》上22,器形为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一道,器形与纹饰皆属于西周晚期,其铭文亦属于西周晚期,三者是一致的。
此外,在辨伪工作中,详细了解器物的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也是十分重要的,往往能为辨伪提供重要的线索。
最后,在辨伪工作中还必须正确区分伪品与仿制品。伪品乃是制假者为牟利而制作的假文物。而仿制品则是后代官府或私人为了礼仪活动等的需要而仿照夏商周青铜器制作的铜器,例如宋徽宗时仿制的大晟钟,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是对古人的仿效与仰慕。仿品与作伪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㈥ 求一篇关于青铜器鉴赏的论文,1500-2000字左右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㈦ 请谈谈你对对青铜器的看法和感受
青铜,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
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中国的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
中国境内发现的青铜器:
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铜制品是来自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残片,经检测为冶炼所得,距今6500~6700年历史。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已知的中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㈧ 如何鉴定青铜器
㈨ 中国青铜器的审美方式方法
生坑青铜器的保护
一、影响考古青铜文物的腐蚀损坏的因素
考古青铜器表面腐蚀很复杂,用XPS分析表面化组成,发现是一些氧化物、氯化物,这些腐蚀表层是在地下埋藏上千年的环境下形成的。其结构松散,孔隙分布广,对水、气都具有吸附作用。一旦文物出土,这个锈层暴露在大气环境下,空气中的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水、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都在表面有强附作用,那么表面不仅存在电化学,而且发生化学腐蚀和光腐蚀。从以上分析,影响青铜文物腐蚀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即文物材料自身的特性和文物所处的环境。考古青铜文物能保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抗腐蚀性及所处的环境。环境中有能影响考古青铜文物腐蚀因素,如温度、湿度、气体酸、碱、盐、有机体、光等。腐蚀的产生往往是各种环境因素并存时产生的协同效应。
(1)温度、湿度。文物在自然环境中起化学反应这就意味着文物受到损害。而化学反应的速度与温度有关。Arrhenius经验公式,以活化能相关温度,反应速度表示其关系式为:log10R1/R2=52E(1/T2/1/T1)式中,R1、R2分别为T1、T2温度时的反应速率。E为活化能:KJ/mol温度升高10℃,反应速度成倍增长。湿度与“青铜病”:青铜器潜伏的“粉装锈”其保存的临界状态相对湿度为42%RH—46%RH,相对湿度超过55%RH,氯化亚铜迅速与空气中的水反应:CuCl+H2O←→Cu2O+HCl.随着湿度的加大,其反应速度加快。不同相对湿度的实验结果是氯化亚铜在97%、78%、58%RH环境中分别经2、4、24h反应生成碱式氯化铜。而在此35%RH中氯化物是无限稳定。实验还证明相对湿度RH为55%时,氯化亚铜将非常快地反应。然而潮湿的空气含水率高达80%-90%以上,水分常被称为“通用催化剂”,它不但可以促使许多化学反应发生,同时还能使有机体滋生。
(2)气体:氧气占大气含量的21%,氧作为一种气体主要存留在存放考古青铜器的环境中,被发掘出来的考古青铜器平衡破环后,不稳定的氯化亚铜与潮湿的空气中的水、氧相互作用会立即和新的铜体表面发生反应形成白色粉状锈[CuCl2 3Cu(OH)2]。反应式:4CuCl(s)+4H2O+02(g)→CuCl2 3Cu(OH)2(s)+ 2HCl(aq),白绿色的粉状锈CuCl2 3Cu(OH)2俗称“青铜病”又叫“粉状锈”。粉状锈在形成初期,其颗粒度极为微小,略近于球形的锈体颗粒径大约为0.8—1.2nm,均匀一致。此微小的粒子有两个突出特点:基本可摆脱重力场的影响而随空气的流动迁移,在适当的条件下,落在其他铜器上可进行下述反应:2Cu2(OH)3Cl+Cu+6H+→2CuCl+3Cu++6H2O(酸性环境),4CuCl+O2+4H2O→2Cu2(OH)3Cl+2H++2Cl-(碱性或中性环境)这就是为什么称“青铜病”像瘟疫一样的传染和蔓延的原因。
利用CO2、O2和H2O以及一些可利用的微量元素,微生物菌体增殖繁衍。在这一过程中,将其代谢产物逐步释放出来,堆积在青铜表面,代谢产物有微酸性,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对青铜进行腐蚀形成锈状物。微生物菌体在干燥的环境中一般是呈孢子状态存在,一旦条件适宜,特别是环境湿度增大的条件,微生物容易随空气飘浮和流动在青铜器上大量滋生。这可能是“青铜病”传染和蔓延的另一个原因。
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是主要来源于汽车排放的废气。发动机高速运转时排放出的NOX含量高。NO2气体在空气中或物体表面形成硝酸、亚硝酸、硝酸盐。加速青铜腐蚀。
二氧化硫:SO2气体在温度、湿度适宜的条件下腐蚀青铜器。实验表明当RH75%-96%时青铜腐蚀速度显著增加,这是SO2参与阴极去极化作用使松散腐蚀产物吸湿能力加快所致。
(3)光:考古青铜器表面紧贴基体部位有氧化亚铜存在,在光的照射下产生光生空穴和光生电子,高能量的光生空穴可以从金属原子得到电子发生腐蚀。同时在光的照射下,氧化亚铜可吸附氧,高活性的吸附氧就会沿着松散的孔隙向铜合金基体接近,腐蚀合金组份,使表面锈刨层不断增厚。
二、考古青铜器锈色辩析
考古青铜器年代不同,铸造工艺不同及所处的环境不同,形成的锈层很复杂。常见的有:黑色的氧化铜:CuO(黑铜矿);红色的氧化亚铜:Cu2O(赤铜矿);靛蓝色的硫化铜:CuS(靛铜矿、方蓝铜矿);黑色的硫化亚铜:CU2S(辉铜矿);碱式碳酸铜(有三种):暗绿色的CuCO3 Cu(OH)2(孔雀石、石绿);蓝色的2CuCO3 Cu(OH)2(蓝铜矿、石青);蓝色的2CuCO3 3Cu(OH)2;碱式氯化铜(有两种同分异构体):绿至墨绿色的Cu2(OH)3Cl(氯铜矿);淡绿色的Cu2(OH)3Cl(副绿铜矿);蓝色的硫酸铜CuSO4 5H2O(胆矾);绿色的碱式硫酸铜:CuSO4 3Cu(OH)2(水硫酸铜矿);白色的氯化亚铜:CuCl(氯化亚铜矿);白色的氧化锡:SnO2(锡石)等。这些组成各异的青铜锈分为有害锈和无害锈两种。无害锈,又称元素锈 或非活性锈,主要为铜的氧化物、碱式碳酸铜等。这些锈无害,又古香古色,是年代久远的象征。有害锈,也称“粉状锈”,是碱式氯化铜、氯化亚铜、氧化铅、二氧化锡等的混合物。
三、考古青铜器的保护
1. 考古青铜器的现场保护
田野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引起重视。考古青铜器埋藏在地下几千年基本是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其腐蚀过程已经趋于平衡。青铜器出土之后,这种平衡就打破,继而引起各种腐蚀的发生。考古现场的工作就是尽量阻止各种腐蚀的产生。因此,在现场对出土的完整青铜器进行仔细地清洗、脱水,然后存入封闭的包装袋中运回室内。对于破碎的青铜器,特别是一些薄胎青铜器,出土时我们看到的常常已经是破烂不堪,有的已经成为碎片并与泥土混在一起,在现场文物保护中应因势利导区别对待。
(1)对于一些容器类与泥土混在一起的青铜碎片,大多数情况仍然保存着该容器的基本外形,在清理时先用竹刀或牛角刀将外面的泥土剔去(保留容器内的泥土),当器形完全出来后,在青铜器碎片表面敷一层湿棉纸(棉纸以刚好湿透水为好)、再贴上一层干棉纸;在棉纸外面刷一层稀薄的桃胶水加固;等棉纸干后用托板将青铜碎片(连同碎片的泥土)一起取运到室内清理。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清理,都要尽可能的早进行。在清理之前测量记录下器物的外形尺寸(腹径、口径、通高等)及每一块铜碎片的位置关系,以利于日后的整理修复。
(2)兵器、工具类青铜器。如剑、削刀等。出土时往往破碎成几块或腐烂成粉末,特别是当器物胎体比较薄时应先将竹刀或牛角刀细心地将器物表面的泥土去掉,然后在青铜碎片的表面贴1-2层湿棉纸,在棉纸上做厚约0.5 厘米的石膏层、等石膏基本硬化后再将器物周围的泥土与石膏层之间相互夹紧捆扎,包装后运回室内清理。
(3)贴金花纹青铜器。贴金花纹青铜器出土时大部分贴金花纹脱落,但在青铜器上留下痕迹。这些贴金花纹是采用金箔分块雕刻局部图案再在青铜器表面粘贴组成完整图案。对于这类器物的现场保护原则是尽可能地减少接触,从墓坑内起取时要从器物底托起,器物较大的采用托板。青铜器四周脱落的金箔要按不同的方位分别起取,与青铜器方位相对应,同时作好各种记录。取下的金箔用细毛笔沾蒸馏水轻轻清洗泥土,然后将金箔夹在两层棉纸之间,用三夹板夹放保存便于室内整理复原。这类青铜器的表面,现场只作局部泥土的清洗,对花纹乃至痕迹通常不作处理,以防将痕迹擦去。具体做法是用木条做成框架固定器物底部和口沿、中空,放入塑料袋中运回室内。
(4)带有黑漆古、绿漆古保护层的青铜器。绿漆古、黑漆古是古董商对出土青铜器表面一层黑亮或绿亮似漆特殊腐蚀层称谓,这类腐蚀层致密光滑泛蜡光,对青铜器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这种表层,大多出现在战国和汉、唐的铜镜之上,在春秋战国的兵器、先秦的卤、壶、尊等等器具以及战国和秦汉的铜印章等铜器上也偶尔有类似的现象出现。这类锈层美观、古朴,是年代久远的象征,深受人们的喜爱。关于黑漆古、绿漆古形成的原因,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较公认的研究结果认为是与埋藏环境有关。在数千百年的岁月里,地下腐殖酸长期作用是青铜器表面形成绿漆古、黑漆古的主要原因。绿漆古、黑漆古的主要成分是锡的氧化物,也含有一定量的铜的氧化物,锡的氧化物呈结晶的状态于青铜器的表面形成致密的锈层。
由于黑漆古、绿漆古青铜器表面的氧化物硬度不高,用竹刀都可以在上面留下划痕,因此在现场清理时采用软毛刷沾蒸馏水慢慢将泥土等污物洗去。用95%乙醇进行脱水,然后用棉花或棉纸等柔软的材料包装,避免与尖锐的物品接触碰撞。
2. 考古青铜器的室内保护
青铜器保护的形式,可归纳为三类:机械去锈保护、化学试剂去锈保护、用化学试剂控制和改善表面结构保护。现将各种保护方法适应对象以及优缺点等分析类比如下。
(1)机械去锈
机械去锈:机械去锈一般是针对那些局部锈蚀的青铜器,其方法是借助放大镜或体视显微镜观察,使用手术刀、钢针、錾子等对所需去铜锈部位进行清理,在工作中要仔细小心,不要在铜器表面留下划痕。超声波震动法除去有害锈:超声波去锈最大特点是去除粉状锈较为彻底干净,而不损及其他铜锈。激光器清除青铜器粉状锈:激光清除锈蚀物,主要是利用激光激励出的巨大光能,瞬时作用在表面锈层上,使表面温度迅速上升。因为锈层的结构疏松,对能量的吸收能力强,因而将锈蚀物迅速烧融、汽化,与本体分离。激光在作用过程中,还使青铜表面相变硬化,形成一种致密的硬化保护层,对导致青铜器继续锈蚀的外界条件,有一定的防护作用。用机械方法除锈虽然能简单、快速揭掉锈层,但金属部分直接裸露在大气中,锈蚀仍是不可避免。
(2)化学去锈保护
对于大面积锈蚀的考古青铜器所采用的方法是将化学纯的碳酸钠(Na2CO3)与碳酸氢钠(NaHCO3)以等摩尔数混合后,溶解于蒸馏水中,配制成10%-20%的系列溶液,较常用的为5%的溶液。一般碳酸铜含结晶水,配制溶液时应考虑在内。用此溶液浸泡青铜器时,有害锈(氯化亚铜)逐渐转化为碳酸铜,其作用过程是溶液中Na2CO3水解呈碱性:CO-3+H2O→HCO31-+HO-在倍半碳酸钠浸泡液中,存在下列平衡:CuCL(固) →Cu++Cl- Ksp=1.2×10-5,2cu+→Cu+cu2+,Cu2++CO2-3→CuCO3(固)↓Ksp=1.4×10-10
因Ksp(CuCO3) Ksp(CuCl),所以这一替换过程较容易发生。随着溶液 中CO2-3和HCO-3的消耗,有害锈(CuCl)逐渐转化成稳定的CuCO3,这时Cl-被取代而进入溶液 ,不断更换新鲜溶液浸泡器物,直到溶液中检不出氯离子为止,随后用蒸馏水浸泡器物,以洗去残留的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有时为了加快洗涤速度,可把浸泡液控制在50度左右,因温度升高促使离子扩散和反应加速度,从而增加特质的转化速度,一般一周换两次溶液。此方法虽然很平稳,但费时较长,有时需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完成一件器物的清洗。另外难溶的碳酸铜附着在器物表面使处理后的外观较处理前加深加绿,改变了器物外观。
对于小面积有害锈的器物,即考古青铜器有害锈仅仅是小斑点的器物来说,可用钢针或小手术刀将锈斑剔除,剔去的范围稍大于粉状锈范围,特别是要把产生“青铜病”的有害锈清除干净,直至看出新鲜的青铜为止,然后用丙酮液擦洗孔穴,等干燥后把氧化银(分析纯)粉末用乙醇或异丙醇调成糊状,仔细擦入孔内,再把此器物置于饱和的水蒸气中或潮湿的环境中存放一昼夜,让氧化银和氧化亚铜充分作用形成保护膜,同时也可用以检验封闭程度,若又发现新的绿色斑点,可重复操作,直至在饱和的水蒸气中放置一昼夜后不再有新的绿色斑点产生为止。其化学反应式:Ag20+2CuCl→2AagCl+Cu2O用氧化银保护处理的斑点,外观呈棕褐色,与铜器的其他铜锈也能和谐一致。
(3)用化学试剂控制和改善表面结构的保护
用化学试剂控制和改善表面结构的保护其原理是缓蚀作用。在考古青铜保护研究中此技术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金属文物保护技术发展的趋势。其方法可以:1. 判断缓蚀作用的物种,缓蚀剂与金属作用的类型、作用基团或分子取向;2. 考察缓蚀剂的缓蚀过程及其性能,不同缓蚀剂间的协同效应和竞争吸附;3. 研究侵蚀性离子在金属表面上行为特性及其对缓蚀的影响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为了不改变考古青铜文物铜锈的色调,越来越多的金属缓蚀剂用在青铜文物上。苯骈三氮唑是一种很有效的青铜缓蚀剂,简写BTA,它是乳白色粉末结晶,能溶于乙醇等有机溶液中,苯骈三氮唑可与铜及铜合金形成不溶于水及部分有机溶剂的透明覆盖膜,生成膜比较牢固,青铜器中的铜与苯骈三氮唑交替结合,形成类似Cu—BTA金属配合多聚络合物,而且很像高聚物的线状结构形式,有效地隔断金属与种腐蚀介质的接触,使器物得到保护。但这个绿色的不溶性的多聚络合物能覆盖铜器纹样细节。不适用细小纹饰器物的保护,如钱币、神像头。对于细小纹样且腐蚀严重,铜芯少的器物保护使用有机杂环合物5-胺基2-巯基-1,3,4-噻重氮(AMT),它是淡黄色的结晶固体。熔点燃238℃,溶于热水和酒精。其方法是将清洗后的器物浸入0.01M的AMT的水溶液中。为了加速反应,加入几滴硝酸(1:1)。然后将溶液加热到60℃。这时可以观察到器物腐蚀区有淡黄绿色的凝乳状沉淀产生。1小时后将器物取出并用蒸馏水清洗,将此过程反复,直到没有沉淀产生为止。实验表明,AMT化合物和青铜病中离子化的铜形成了络合物。这个络合物在青铜病区以淡黄绿色沉淀形式出现。因此使得铜器除去青铜病。这个过程一直进行到青铜病完全从腐蚀产物的微孔隙和下面的金属中完全除去。当青铜病完会除去后,AMT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均匀薄薄的多聚络合保护膜。
考古青铜器埋藏的土壤由各种矿物质和有机酸的腐蚀产物共同组成是多相的具有离子导电性的多孔毛管胶体体系。根据软硬酸碱理论:“凡是能给出电子对的分子、离子或原子团都叫碱,凡是能接受电子对的分子、离子或原子团都叫做酸。”考古青铜器上的锈蚀物分为:硬酸类Cu++和软酸类Cu+。罗歇尔盐络合剂属硬碱类,能与硬酸型阳离子产生成稳定的络合物。硫脲是软碱型络合剂易和软酸型阳离子Cu+结合稳定。EDTA是以氨基二乙酸为基体的有机络全物,具有氮和羟氧两种亲核力很强的配位原子,络合能力很强可与许多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络合物。在缓蚀剂研究中,根据这一原理,使用复合缓蚀剂要好得多,此时其缓蚀率比简单加和值要大得多,这种发挥各种成分作用的效应称为缓蚀剂的“协同”效应。
采用10%硫脲+10%EDTA+10%罗歇尔盐能有效地除去绿色铜锈,红色的氧化铜以及与泥土混为一起的锈层。另外0.5%BTA+0.5mol/Nna2M0D4+5%NaHCO3的复合配方有较好的缓蚀效果。钼酸钠溶液会使金属的钝化膜抵御氯离子的能力提高,并降低某些金属点腐蚀小孔中氯离子的富集作用,随钼酸钠的增加作用会越明显。
在苯骈三氮唑中加入辅助剂碘化钾或对氨基苯胂酸采用定量方法是很好的青铜缓蚀剂。其配方BTA0.2mol/L,APA0.005mol/l,PH=4.或BTA0.2mol/l,KI0.01mol/L,PH=6.31溶液温度为60℃,溶剂的组成乙醇(95%)/水=2/3(体积比)。表面封护剂采用有机硅玻璃树脂与苯骈三氮唑的混合物,其中BTA的浓度为0.1mol/L,在苯骈三氮唑中加入少量的碘化钾,是由于碘离子优先吸附于青铜表面,引起初始电位的降低,从而导致苯骈三氮唑的吸附量的增加,多余的KI亦可通过空气氧化除去,不会有副作用。在苯骈三氮唑中加入少量的对氨基苯胂酸后,由于苯骈三氮唑优先吸附铜质点上,对氨基苯胂酸优先吸附于锡、铅点上,二者相辅相成,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致密的保护层,从而导致缓蚀率的增加。
总之,对于每件考古青铜器的处理一定要因地制宜制定保护方案,切忌一方治百病。
㈩ 怎么样识别青铜器呀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 中华第一剑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