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钟怎么铸造

Ⅰ 提取信息，梳理明代能工巧匠们当年铸造永乐大钟的步骤拜托了各位 谢谢

首先，在地上挖出10米见方的深坑按巨穴钟模型焙烧成陶。再次，根据钟体设计车刮板模，做出内范。再次，在外范四周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再其次，在钟钮旁边四处不易觉察的疤痕，泄露了四个浇铸口的准确位置。

Ⅱ 永乐大钟的铸造原因

“忏悔”说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寺钟”。由于该诗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于觉生寺（即大钟寺）永乐大钟之东侧，故“忏悔”说广为流传。殊不知这种说法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与史实有严重抵触。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屡见不鲜，可以说每次政变都是十分残酷的，未见哪个因政变登基的帝王“忏悔”过。比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父皇，剪除异己之后登上皇位的吗?然而，他为政大有作为，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成为大唐盛世的主要开创者。明成祖当政后对唐太宗的许多做法和政策都赞许有加，并积极效法，由此观之，明成祖何“忏悔”之有?他不仅从未因“靖难之役”而忏悔过，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谈到“靖难之役”的正当性。比如他在永乐十五年（1417）为刻在永乐大钟上的御制《诸佛如来世尊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所作序文中说：“谗言君臣，诬毁善良，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所以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又说：“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革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时有所在……内难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实录》（卷12）说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起兵。赖天地祖宗之灵，克平内难云云。”
其次，负责监造永乐大钟的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在乾隆诗中两次被提到：“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和“道衍俨被荣将命，犍椎冶尽丹阳铜”。据此有学者认为姚广孝因自己曾帮燕王朱棣策划和指挥“靖难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铸钟“忏悔”之意。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虽然姚广孝因“靖难之役”确曾遭到亲、朋的冷遇和措词严厉的谴责，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当他的“僧录司左善世”，积极帮助永乐帝料理佛教事务，包括监制永乐大钟和从事著述等，直到84岁逝世为止。
《明史·姚广孝传》说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其实不然，从《道余录》的内容看，主要是调和儒、佛矛盾，批驳宋儒对佛教的指责，阐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认为佛教的“妙真如性”与程朱理学“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是一致的；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为了证明儒、佛在纲常伦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为例，说宗杲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积极从事抗金事业，“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姚广孝如此立论，无非是想证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对其所作所为毫无“忏悔”之意。因此，他负责监造永乐大钟不但不能解释为是为“忏悔”罪过，而且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为巩固当朝统治服务。
第三、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诗中的“先皇举手移天毂，无冠少师鬓发秃。已将周吼一齐周，更假释梵庇冥族。”两句诗不能作为“忏悔”说的证据。袁宏道乃万历二十年进士，当是正统观念很强的人，他对道衍和尚及“靖难之役”颇具微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也要看有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永乐大钟之前，先对在靖难之役中被杀之人口诛笔伐一番，说他们是“凶暴无赖，非化所迁”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么还可能以耗费巨资，铸万钧佛钟的方式去“庇护”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纯属掺杂着顽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和诗人想象成份在内的主观臆测，不足为凭。
由上述可见，乾隆帝的“忏悔”说不能成立。那么，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大钟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应该到永乐大钟的铭文和永乐帝的施政活动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寻找，看其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想法，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判断其铸钟的真实意图。 其实，明成祖铸钟意图已明确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当中了，它被铸在大钟东侧下方大钟“御制款识”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显著位置，这是经过将23万余字佛经铭文按“三进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结果，我们推测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回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该《回向》文的主要内容有：“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敬愿大明永一统”。从铭文的内容和逻辑分析，应该说，前边的所谓“十二大愿”既被囊括在“敬愿大明永一统”当中，又构成它的前提，因为如果这“十二大愿”仰仗佛祖保佑和经过自身努力都实现了，就可顺理成章地达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费苦心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并把“大明永一统”作为最终的理想追求，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从政治上说，明成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必须要考虑以他所能想到并有能力加以实施的种种方式来巩固和扩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创下的大明基业。早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负责编纂大型类书，并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图书进上，明成祖经过仔细翻检，发现“尚多未备”，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组织人力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完成，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其中说：“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可见编《永乐大典》是为了“齐政治”，“同风俗”，从而维护和巩固有明大一统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时期，历经30年的浴血奋战和苦心经营，通过用兵和招抚等手段，逐步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东起朝鲜，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积上远不及汉、唐，西北尚未完全统一，北方还经常受到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明成祖夺得皇位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增强国力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拓展大明边疆，试图巩固和扩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中有成功的举措如建立努尔干都司确立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积极经营西北并设立哈密卫；通过派郑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诸岛屿，扩大了同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册封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并通过他们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
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他维护和扩大“大明统一”，促进“华夷一文轨”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为实现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据杨荣：《后北征记》记载，他晚年于永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连续三次北征蒙古，试图以武力征服之，但均无功而返。在最后一次北征的回师途中的一次宴会上，他回顾了太祖御制词五章之后，举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朕嗣先帝鸿业兢兢焉，惟恐失坠。虽今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尚相与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鸿业”的心迹。不久，他就死在这次返师的途中。征服和统一蒙古的事业未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因此，可以说，他当年铸永乐大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利用佛法对世人的感召力，来弘扬他统一中国的宏图伟愿。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统”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关于经过“修、齐、治、平”而达到“大一统”的理念。“大一统”思想首倡于孔子，他在《论语·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乱”与西周时期的“秩序”加以比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这里，他又把“春秋”这个“天下无道”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从而看出政权愈是下移，社会愈是混乱。因此，他主张建立象西周那样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乱，恢复秩序。这虽然在形式上是“复古”，但骨子里却是要求实现国家统一。从汉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均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过进一步的阐发，特别是朱熹，他通过对《大学》思想的解说，阐明了“大一统”观念的具体内容和实现途径，即所谓能容纳儒家精髓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概括了“大一统”的内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指明了实现“大一统”的途径。
明成祖在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说，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统一全国的思想，“使天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学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可见，他对“圣学”之底蕴理解得十分透彻，修身、齐家、治国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业，扩大统一范围，是要实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正因为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永乐十四年（1416）讨论迁都和营建北京城的时候，有臣下奏言，称北京为形胜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他十分赞赏，并决定马上开工营建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可见，迁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关键举措。因此，可以说，在迁都北京之际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以“大明永一统”为核心内容的施政纲领，才是他下令铸造永乐大钟的真实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钟为载体，把自己从局部到整体的政治理念与众多经过精心编撰和筛选的佛经、咒语溶铸在一起，这并非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加以巧妙利用的结果。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以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传入最早的汉传佛教，还是公元六、七世纪传入的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都逐渐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有“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后直至元末，仍然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增建和扩建寺院，或拨大量的土地、资金以扶植寺院经济。这必然导致寺院和僧众的进一步增加。据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众多的僧侣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响的民间信徒，无疑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现寺院林立、僧团庞大和信徒众多的情况，固然有元朝统治者过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当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元末战乱的黑暗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因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便纷纷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使佛教赢得了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
这是新兴的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这一点，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揽“善世禅师”时就曾说过：“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顾重。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不灭，”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为重刻《法华经》、《金刚经》所作序文中也明确指出：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为朱元璋父子对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当了皇帝以后，对佛教都采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针。这一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扶植寺院经济，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严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缔秘密宗教组织等。这些政策和措施，说到底都是为了在克服佛教负作用的基础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会能量来为巩固明朝统治服务。
上述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实行对促进明初50年的社会稳定，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稳定起到明显的效果。在内地，有众多著名高僧如绍兴宝林寺别峰、杭州天竺寺东溟等等都率徒众接受朝廷的礼遇和规范，趋之若鹜地参与朝廷频频举办的各种“大法会”，大力弘扬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这些都对促进社会稳定大有帮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较稳定。永乐年间（1403～1424）除了1420年山东唐赛儿假白莲教起义短时间就被镇压之外，没有再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西藏，由于明成祖在太祖册封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为“国师”并加强同西藏地区“茶马”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的举措，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从而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乐大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铸造的，其目的是进一步以寓政治目标于佛教的方式，利用人们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来已久的影响力及感召力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只有自觉地奉行“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现世的安康幸福和对来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乐大钟虽然在形式上是铸满经文、咒语的佛钟，但它也绝不是单纯为宣扬佛法，而是想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明成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回向》所表述的内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来，“回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众生，引导人们尊奉佛法，积德行善，最后修成正果，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铸钟供养佛法，劝人为善，其最终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众，使之共同来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江山。
当然，唐宋以来有不少铸有少量佛经、咒语或简短吉祥祝语的佛钟。但是，象永乐大钟这样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大明神咒回向》、《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说阿弥陀经》、《仁王护国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文以及百余种中、梵文咒语共23万余字都和谐有序地铸在如此硕大的钟体上，而且以《大明神咒回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纲领铸到经文环绕的显著位置，在历史上则为仅见。
其次，把上述经文铸到钟上，劝人念佛向善，是想借助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巩固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约13万言，占大钟铭文的一多半，在铸上大钟之前，他还命人谱了曲，并向民间广为散发，鼓动民众念佛名求善报，目的是“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务。”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并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该《佛名经》序中所说：“凡发善心称赞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者，即得种种善报，轻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种种恶报……，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宝，敬神明，遵王法，谨言行，爱惜物命，……如是则生享富贵，殁升天堂，受诸快乐。所谓为恶者，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宝，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谨言行，残害物命，……如是则生遭重遣，死堕地狱，受诸苦报。”
铸《法华经》、《金刚经》等，其实质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三纲五常”。他在《金刚经》序中劝导世人说，想达智慧成正果，“觉路非遥，履之即至”，“惟尽心以忠于君，竭诚以孝于亲，不亏六行（据《金刚三昧经》载，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回向行、十地行、等觉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国古代的五种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缠根尘，心无妄想，无所住著，即见本性，不离宗旨，又能持诵此经，勤行修习，当即证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图和“纲常”伦理溶于佛教之中，再把这些铸于千百年来对人们特别是对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钟上，意在借助佛钟的传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钟亦称梵钟，大约产生于东汉时期，因为这时圆形的报时钟已广泛用于民间，而佛教恰好在东汉时期广泛在中国传播，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础上，采用当时流行的报时钟的形式来警示僧众和传播梵音。按《长阿含五?尼沙经》的说法，梵音有五大特点：正直、和雅、清澈、深满和遍周远闻，故采用报时钟来传播梵音和弘扬佛法比木制的“犍稚”更能满足这些要求。现存最早的佛钟即南朝陈太建七年（575）钟就是一口圆形钟。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更好的传播梵音，人们不断地改进圆形钟的形态和铸造方法，追求钟声的完美、庄重、悠扬和远播，从而使钟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达到了“有寺必有钟”的程度。
可见梵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的功能除了作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众的信号之外，更主要的是传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众生。如唐朝和尚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鸣钟部》所言：“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祓除众生长夜苦。”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北宋熙宁十年（1077）所铸铜钟载有阴刻铭文：“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愿一切恶道并皆停止，得除五百亿劫生死罪，云云。”受这些信念的影响，普通大众对钟声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还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并把它郑重其事地铸到了钟上：“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
永乐帝正是适应和利用这种需要，在迁都北京之际动员了众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费巨资铸造了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于神祉的永乐大钟。它承载着经过精心编撰的经文、咒语，一击，“声闻数十里”，字字皆音，达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满”的谹谹之声“遍周远闻”的极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实现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终极诉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佛教的成功典范，是永乐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创举，也是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今天来看，剔除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宣传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谋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Ⅲ 南京的这口大钟是为什么而铸的呢

打下明朝一统江山的朱元璋，在皇帝位共三十年。他本人幼时当过小和尚，对佛教、寺庙和种种相关的法事、祭祀活动是支持扶助的。大钟在他登基后二十个年头铸造，又在国都，钟声的轰鸣应该是为朱姓天下唱颂歌的吧。他开创的朝代共传位十七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大钟由颂钟而警钟而终于敲响了丧钟，从动乱而起至动乱而亡，新陈代谢的人间大轮回，任谁也逃脱不了这个铁律。

Ⅳ 古代的钟是怎么制作的

我们往往乐于认为，过去的人都比较轻松，比较愉快，不象现在的人，那样非得强迫自己查看钟表，视时间为金钱。然而，精度不一的各类钟表至少已在人世间存在了4000年。埃及人是最早进行此类尝试的民族，他们制作过星钟图，用它来查看哪颗星星已经升起，然后计算夜间的时刻。后来，他们造出了为白天计时的影钟，随着日出合日落，一条横杆的影子逐渐越过一串记号。法老塞提一世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统治埃及，在他的陵墓中就曾发现一套制造影钟的器械。日咎就是以这种简单的影钟为原形制作的。罗马人对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日咎加以改进，甚至制造过便携式旅行用钟。

据埃及朝官阿门内姆哈特的墓志铭记载，此人曾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发明了水钟，一种“漏壶”。容器内的水面随着水的流出而下降，据此测出过去了多少时间。这类时钟对祭司特别有用，因为夜里他们需要了解时间，不致错过在神庙内举行宗教仪式和献技活动的既定时刻，现存最古老的水钟是阿孟霍特普三世（公元前14世纪）统治时期的产物——1905年在凯尔奈克的阿蒙神庙发现了它的残片。

水钟是整个古代世界报时的标准方式，它于公元前6世纪传入中国。水钟曾在雅典等城市成为一道常见的景观，如今在这些城市中已发现公元前35年左右建造的“城钟”的遗迹。这种钟的运行由一块浮标控制，当水从底部的一个小出口慢慢流出时，浮标也一点点地下沉。浮标大概与一根圆杆相连接。圆杆在下沉时使指示柄随之移动。通向水井的台阶的磨损程度表明，每天都要给蓄水池倒满水。

希腊世界也拥有较为精致的水钟，发明家亚历山大的克特西比乌斯于公元前270年左右制造的水钟即为一例。这台水钟的水流由多个活塞进行精确控制，能驱动从响铃和活动木偶到鸣禽等各种自动装置——这或许就是最早的布谷钟！雅典的“风之塔”是天文学家安德罗尼卡于公元前1世纪初所建，顶部有多座日身，内部有一只复杂的水钟，时间在刻度盘上显示，围绕刻度盘转动的圆盘可显示恒星运行和一年中太阳在各星座中间运行的轨迹。

古代作者对这些水钟的影响作过充分的论证，讲述了它们在不同背景下使用的情况。柏拉图曾在公元前约330年撰文，把律师们说成是“受漏壶驱动……从无闲暇”的人。水钟甚至开始影响到文学。“悲剧的长度，”亚里士多德抱怨说，“不该由漏壶……而应由与情节相适宜的东西来决定。”查看时钟显然已经受到严格的控制。水钟在希腊和罗马宫廷发挥了更为宝贵的作用，在那里，水钟被用来确保发言者讲话不超时；如果议程临时中断，譬如中途研究一下文件，等等，就要用蜡将出水管堵住，直到发言重新开始。在罗马举行运动会时，水钟被用来为赛跑计时。

后来，伊斯兰世界制造了华丽的水钟。哈里发哈伦·赖世德曾派使臣由巴格达启程，将一台特别精致的水钟送往神圣罗马帝国开国皇帝查理大帝（公元742－814年）的宫廷。11世纪，阿拉伯的工程师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建造了一对大水钟，钟上有两个容器，月满时，水慢慢注满，月缺时，水慢慢排干。这些水钟结构精巧，历时百年而无须校正。

西欧人一直宣称，时钟制造业的第二次飞跃——机械钟的发明是由他们完成的。有一资料提到，1321年，在法兰西鲁昂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大钟上的一台机械曾奏出圣诗的曲调，而这台机械很可能是一只时钟。大约在同一时期，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他的长诗《神曲》中明白无误地描述过一只引人注目的时钟，而在1335年的大事年表中，也有一段文字首次提到米兰圣戈特哈德教堂的一只时钟。

然而，在这些早期欧洲时钟问世数百年之前，聪明绝顶的中国古人就已经发明了机械钟。发明机械钟是为了满足精确记录诸多皇位继承人出生时刻的需要，这样，御用占星家们就能够确定天象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挑选最佳者继承皇位。中国人在几个世纪内开发了更为精确的水钟，其中包括一种不用水而使用水银的停表，但这些水钟仍然不能满足占星家们的特殊需要。

因此，在公元72年，佛教僧侣和数学家一行制作了一个有发条装置、称作“水运浑天俯视图”的天文仪器。从这个名称可以想见，水为之提供了动力——但机械原理对其运行起着调整的作用。遗憾的是，没过几年，这台用钢铁制造的机械便开始锈蚀；另外，那台时钟也由于天气寒冷引起内部结冰而出现种种问题。976年，张思训用水银替代水，建造了一台时钟，但有关的详细资料却绝少传世。

天文学家苏颂按照宋朝英宗皇帝的诏令进行设计并于公元1090年建成的“水运仪象台”堪称中古时代中国时钟的登峰造极之作。他的装置是一座天文钟楼，高逾30英尺。顶部有一架体积庞大的球形天文仪器，即浑仪。浑仪为铜制，靠水力驱动，用于观测星相。钟楼内放置天球仪，即浑象，其运转与上面的浑仪同步，故可随时对两者进行比较。钟楼前面是一座木阁，分5层各开一门，无论白天黑夜，每隔一段时间，便有木人出现。木人击鼓、摇铃、打钟、敲打乐器、出示时辰牌。所有木人都由巨大的报时装置操纵。这架装置则由巨大的枢轮提供动力，枢轮上有木辐挟持水斗，水从漏壶中滴入水斗，使整个仪器每个时辰前进一个水斗。

苏颂的大时钟从1090年起一直运转到1126年；随后被金朝拆开，运至北京，在那里又运转了几年。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是中古时代中国时钟制造的登峰造极之作；遗憾的是，在后来的100年里，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些技术没有能够最终保留下来。
摘自《世界古代发明》
参考资料：http://www.sdxjxx.sde.net/kexue/printpage.asp?ArticleID=269

Ⅳ 永乐大钟的铸造背景

集冶金、铸造、声学、力学之大成的产物
永乐大钟不仅钟体庞大，而且集前述若干优点于一身，它的铸造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永乐帝的主观愿望，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而这种经济实力的积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与明初所实行的一系列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及措施密切相关。
政治方面
废除了元代的民族压迫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奴隶制残余。众所周知，在元朝，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最高统治地位，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原南宋治下的居民）四等，并在政治、法律、人才任用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做出一系列优待蒙古、色目而歧视、欺压汉人和南人的规定。这一制度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被摧毁了，但与此相联系的奴隶制残余还存在，还有相当数量的被掠卖为“驱口”或“奴婢”的汉人和南人尚未获得解放。
这种状况残留到明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束缚。奴隶地位低下，身受非人的奴役自不待言，在新兴的封建统治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世家大族所隐没，使政府得不到足够的劳动人手和税收来源。因此，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令解放奴隶，诏书中说：“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为了保证这一诏令的落实，在《大明律》中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同年，“福建两广等处有豪户阉割人驱使者，以阉割抵罪，没官为奴。”可见，朱元璋在民间废除奴隶制的决心之大和措施之严厉。这样一来，除了朝廷和明朝新贵尚保留着一定蓄奴权之外，民间的奴隶制残余基本得到遏止。
由于明初废除了元代的民族压迫政策和遗留下的奴隶制残余，使广大汉人和南人，特别是在战乱中沦为奴隶的各族人民得以解放，从而为明初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农业方面
所实行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奖励垦荒，实行移民和屯田，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治理水患，兴修陂塘、堰闸、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奖励农民种植棉、麻、桑树等经济作物；减轻田赋、徭役，实行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等。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至永乐中期，每年“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持续保持在洪武时期的较高水平上，朝廷和地方的粮食储备都十分充足，“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应该说，自洪武初至永乐中期农业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丰富的粮食储备，为永乐帝迁都北京和营建紫禁城、修建天坛、铸造永乐大钟等耗资巨大的工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商业方面
明太祖和成祖突破了“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的传统思想。太祖时鼓励“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并于洪武十九年（1386）“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明成祖当上皇帝后也一直是奉行这种思想，如永乐七年（1409）他曾对北京耆老说：“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邻里相?NB456?……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初采取了如下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改变了元朝手工业奴隶的身份，使世袭的手工业者除了定期轮流应役外，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己制造手工业品到市场上去出售；减轻工商业税收，规定“三十而税一”；鼓励国内贸易，有限度地开展对外贸易，各国可持政府所颁凭证通商；开展疏通运河等有利于商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刺激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使明初50年间，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手工业中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铸造工艺等行业都有很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不少技术创新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为永乐大钟的成功铸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准备。
宋应星(1587～1667?）的《天工开物》对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中的《五金》篇总结了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物的开采、选矿、洗矿、冶炼和分离等技术，并附有珍贵的生产设备图。这里所述的以生铁水“渗淋熟铁之中，两相投合”的炼钢法，锌的冶炼工艺，铜与锌按不同比例炼出不同性能的黄铜合金等，既比明以前同类工艺有重要的突破，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首创；《冶铸》篇总结了中国传统的铸造技术，着重叙述了铜钟、铜鼎、铜钱和铁锅的铸造技术及设备，总结出失蜡、实模和无模三种基本铸造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上述两篇著作中还附有20个拉杆活塞式风箱图，未作文字说明，可能是当时在冶、铸生产中使用这种风箱已经司空见惯，无须再费笔墨的缘故，这种风箱被世界科学界看作是近代冶炼鼓风设备的先驱。
综上所述，明成祖作为在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自然以“修、齐、治、平”为行为准则，以维护和扩大明朝统一为己任。因此，他在迁都北京之际，下令铸造永乐大钟是为了利用佛教来宣传他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最终目标的系统而完整的施政纲领，既非单纯地宣扬佛法，也不仅仅是为炫耀功绩和迁都纪念，更与“忏悔”之说无涉。
从客观条件上看，一方面，他能尊重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而因势利导，从而想出了铸造永乐大钟而融政、教于一体，维护明朝“大一统”的独到办法；另一方面，他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造就了永乐中期的富庶景象，把当时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从而才实现了他铸造永乐大钟的设想，永乐大钟也因此得以成为集当时世界冶金、铸造、声学、力学乃至佛教艺术之大成的历史文化瑰宝。

Ⅵ 绝非易事！古代人们是怎样铸钟的

目前铸钟做法已失传，并不知道怎么做只知道材料构成，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最早开始于夏朝，在春秋时期到秦汉这期间最为盛行，而且我国也是最早发明乐钟的国家。它们主要就是由青铜制而成的，并且由好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钟按照顺序悬挂在木架上面，有一组或者几组，对于不同的钟敲出来的声音是不同的，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调吧！随着年代的变化这个编钟的形状也各不相同，上面还绘有特别漂亮的图案。编钟的存在主要是用于宫廷演出，每当打仗或者朝见，祭祀的时候都会用来演奏。它是古代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Ⅶ 永乐大钟的组成结构

北京的大钟寺，原名觉生寺，觉生寺的大钟是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所以叫“永乐大钟”。铜钟悬挂在大钟楼中央巨架上，通体褚黄，高6.75米，直径3.7米，口外径3.3米，重46.5吨。钟唇厚18.5匣米，钟体光洁，无一处裂缝，内外铸有经文230184字，无一字遗漏，铸造工艺精美，为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珍品。
永乐大钟外壁“中宫”均匀地铸有六道平行环形线（弧弦纹），最上面的一道环形线在“钟肩”位置，即普通佛钟的“上带”处，最下面的一道平行环形线与钟裙上沿波曲弧弦纹局部呈有规律靠近但并未重叠状，这道环形线，相当于普通佛钟的“下带”，区分钟体的“中宫”与“钟裙”。
大钟的外观（形式）设计赋予每道“平行环形线”2个功能：划分“铭文圈”和美化“合范缝”。划分“铭文圈”的实用性是为了“排版”和句读的需要，比如，钟体“中宫”外壁第1至第5“铭文圈”每行的字数都是43个字，与钟体下部逐渐外张相一致，每个“铭文圈”的行数在逐步增加，第1“铭文圈”共400行、第2“铭文圈”共408行、第3“铭文圈”416行、第4“铭文圈”424行、第5“铭文圈”441行，《诸佛名经》在永乐大钟内、外壁之间“三进三出”，也是通过其内、外壁的“铭文圈”实现的；美化“合范缝”指的是铸钟工艺的需要，永乐大钟的钟体虽说是一次性浇铸而成，但它采用的是“地坑造型表面陶化的泥范法”，在铸造准备过程中，其“外范”是将逐个制作的“铭文圈”合成一个整体外范，铸成后难免留下“合范”的缝隙痕迹，永乐大钟则运用若干条规整的“平行环形线”把其美化了。 永乐钟铜质精良，致密坚固，合金纯度考究。从大钟顶部一个微小的砂眼中取出一个微小的金属颗粒；从大钟底部不显眼的边缘刮掉一点金属粉末。化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钟上下部位的成份是均匀而一致的：铜80.54%；锡16.41%；铅1.12%；锌0.22%，永乐大钟除含有铜、锡、铅、铁、镁外，还含有金和银，而且含量很高，其中含金18.6公斤、含银38公斤。大钟内还检出了0.03%的金和0.04%的银。青铜的机械性能曲线显示，当含锡量在15%至17%时，抗拉强度达最高值，声学性能也达到最佳状态。还有铅、锌、铁、硅、镁等元素。这种成分配比，与《考工记》中的“六齐”项下的“钟鼎之齐”的记载极其近似。
该钟重约46吨，史载，明初的铜矿有江西德兴、铅山。后来扩展到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和云南等地。这些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为永乐大钟的铸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其他金属的冶炼技术也对永乐大钟的铸造具有重要意义。如悬挂该钟的是一根165mm×65mm截面，长1125mm的穿钉，其外表是铜质，但却能吸附磁铁，说明里面包的是钢芯，而这个钢芯恰好反映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钢技术。 钟身内外铸满阳文楷书佛教经咒，是明初馆阁体书法艺术代表作。外面为《诸佛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弥陀经》和《十二因缘咒》，里面为《妙法莲花经》，钟唇为《金刚般若经》，蒲牢（钟纽）处刻《楞严咒》等，计有经咒17种，皆汉字楷书，字体工整，古朴道劲，匀称地分布在钟体各处，相传是明初书法家沈度的手笔。当初明成祖铸造这么多佛经於钟上，为的是弘扬佛法，使佛经传诸久远。
大钟所铸经文，几百年来误传是《华严厉经》，故有“华严钟”的叫法。近年查明钟上所铸乃以明永乐帝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和以《法华经》为主的八种经，并无《华严经》。大钟铸造精致，钟形弧度多变，周身无磨削加工痕迹，充分显示铸造工艺高超，奇妙独特。
明成祖晚年潜心撰写《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凡四十卷，二十万言。其中前二十卷十万字便刊登在永乐大钟不朽的版面上。钟上的铸字还有许多其它汉文佛经和梵文佛咒。有学者猜测，明成祖铸钟的初始动机便是为了给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寻找一个永恒的载体，以教化众生和流传百世。照这样看，经文和钟体便相当于灵与肉的关系了。23万字的版面，安排得如此匀称整齐，从头至尾绝无空白，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真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和计算。据说是大书法家沈度率京中名士先在宣纸上把经文写就，然后用朱砂反印到钟模上，再由工匠雕刻成凹陷的阴文。剩下的事，便是以火为笔，以铜为墨，将这光洁挺秀、见棱见角的23万金字一挥而就了。 蒲牢是佛教中的名称，原义是龙爪。它也的确像龙的爪子，一把将大钟紧紧抓住。蒲牢作为承重的钟钮，中间巧妙地加进了钢芯。它是事先用失蜡法铸好，放在内范外范之间预留的位置上，一起经过高温预热，然后浇进钟体的。它和大钟的融合看上去无缝无隙、浑然天成，胜过任何一种焊接。薄牢生根般的四个末端一律膨大成球状，确保大钟吊起后永远不会拔出和滑脱。
此钟的悬挂方法符合力学原理，悬钟木架采用八根斜柱支撑，合力向心，受力均匀，大钟悬挂在主梁上，全靠一根长一米、高14厘米、宽6.5厘米的铜穿钉，穿钉虽承受几十多吨的剪应力而安然无恙。 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永乐大钟是世界上铭文字数最多的一口大钟。大钟奇妙优美的音响是第三绝，有位声学界的权威人士给永乐大钟的钟声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幽雅感人、益寿廷年”。科学的力学结构是永乐大钟的第四绝。永乐大钟的悬挂纽是靠一根与钟体相比显得很小的铜穿钉连接的。别看穿钉很小，却恰恰在它所能承受四十多吨的剪应力范围之内。永乐大钟第五绝是高超的铸造工艺。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曾对大钟的合金成分进行了测试，金铸在铜器中，可防止锈蚀，银则可提高浇铸液的流动性，这正是永乐大钟五百多年保持完好、钟声依然洪亮悠扬动听的原因。永乐大钟的铸造成功，是世界铸造史上的奇迹，就是科学发达的今天也难以实现。 永乐大钟，钟壁薄而经得起重击，音质音色驰名天下。轻撞，声音清脆优扬，回荡不绝达一分钟。重撞，声音雄浑响亮，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方圆50公里皆闻其音。据冶金部门分析，该钟配方科学，钟体强度达最佳值，故受撞五百多年，仍完好如初，二十三万多字的佛经铸在钟上，击钟一下，字字皆声，等于诵读一遍经文，自然是功德无量。
永乐大钟其声音振动频率与音乐上的标准频率相同或相似，轻击时，圆润深沉；重击时，浑厚洪亮，音波起伏，节奏明快优雅。声音最远可传90里，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令人称奇叫绝。
从钟体造型和声音设计来看，无疑吸收了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所总结的铸钟经验：“薄厚之所振动，清浊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兴”，“钟厚则石，已薄则播”，“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比较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钟的形状、厚薄与音质的关系。同时也考虑到了钟体合金比例对音质的影响，含锡占16%左右，加以少量铅的铜钟，其合金强度、硬度比较适中，既有利于振动发声，又易于熔化浇注。
经中科院声学所有关专家测量，永乐大钟钟声中一些重要的分音相当准确地与标准音高相符合，频律相近的分音产生的拍频声是钟声的一个重要特点。古书中所说钟声‘时远时近’就是听到这种拍频声的感受。在古时，在有利的声传播条件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说的声闻数十里。 永乐大钟的外观设计也有3个特点：
⒈悬挂结构（上下U形环）、蒲牢、钟唇、钟体内外壁全部铸满佛经，没有设计一般佛钟通常采用的具体蒲牢造型，也没有一般佛钟通常采用的莲花、袈裟纹（上四宫、下四宫等外观纹饰）浮雕。关于永乐大钟悬挂结构在力学方面的合理性，以往专家已经做过科学的计算和论证。虽然当时的铸钟工匠们是依据什么来设计这一巧妙的力学结构的，现在已难以稽考，但可以说，他们一定是在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力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完成这一创造性设计工作的。
⒉外形设计简洁、流畅，用若干环形线把钟体外壁、内壁划分成若干“铭文圈”，以“铭文圈”为基本造型单位，构成大钟的外观特色，起到方便经文排版布局和句读，增强佛经铭文感染力等效果；
⒊永乐大钟上各个佛经的布局安排、起讫部位十分考究缜密，一些重要佛经的起讫部位大多安排在钟体的东方，不仅如此，《诸佛名经》在钟体外壁各“铭文圈”的衔接部位，以及在钟壁内外“三进三出”的出发点和回归点，大多也在各“铭文圈”的东方。

Ⅷ 和尚寺庙的钟是铁做成的吗

寺院的大钟，多数是青铜，也有少数是铸铁。
著名的寺院大钟——永乐大钟，就属于青铜。永乐大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铸造于明永乐年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大钟被移到万寿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移置觉生寺（现在的大钟寺）。铜钟通高6.75米，钟壁厚度不等，最厚处185毫米，最薄处94毫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铜钟合金成分为：铜80.54%、锡16.40%、铅1.12%.

Ⅸ 永乐大钟是怎么铸造而成的

被称为“世界之王”的永乐大钟，无论是它的体型，还是它的内部结构，抑或是它遍体的文字等都令人不由喷啧称叹。它为何被称为永乐大钟呢?它又为何令无数英豪叹为观止?它的魅力体现在哪里?钟体上的铭文是什么?500多前年古人是怎么铸造的呢?

经过反复研究和考证，科学工作者已经能清晰描述当年铸造大钟的方法和过程。这是初创于两千多年前商周时代的陶范法。到了明代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为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工艺。他们营造了一个壮观而宏大的场面：在地上挖出十米见方的深坑巨穴，先按设计好的大钟模型，分七节制出供铸造使用的外范，低温阴干，焙烧成陶。再根据钟体不同断面的半径和厚度设计车刮板模，做出大钟的内范。当七个陶制外圈依次对接如七级浮屠之状时，浑然一体的大钟外范便拼装成功了。

这是天衣无缝的操作，纤毫之隙，分厘之差便会引起“跑火”，招致全盘失败。为了承受浇铸的压力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外范四周无疑是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的。钟钮旁边四处不易觉察的疤痕，泄露了四个浇铸口的准确位置。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浇铸法：几十座熔炉沿四条槽道排开，炉内大火流金、铜汁鼎沸；地坑里内外模范同时高温预热。当蓄满炉膛的万斛金汤相率奔泻而出后，这口万钧大钟便一气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五百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分明已经透出了近代大工业的规模和气概。

冷却又是一道致命的工序。坑内是一团没有熄灭的地火和流焰，必须控制冷却速度防止钟体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罗斯大钟就因冷却过程中的闪失出现裂纹，结果沦为一口哑钟。而孕育永乐大钟的地坑此时是一个天然的自动冷却系统。可以想象当年劳苦的工匠们付出了多少精心呵护，才能确保永乐大钟在平安降温中平安降生。

然而，在科技不太发达的明代，如何将这么多金属成分铸熔成钟，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