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秦朝的金银器是怎样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银制品极为罕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诸侯国中都表现得最突出。在陕西省凤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秦墓中及始皇陵中，发现黄金制品百余件，既有花纹繁复、造型独特的装饰品，如龙首蟠龙、盘蛇、鸳鸯金带钩、金兽面、金方泡、玉环金铺首等；也有做工精细、精美绝伦的实用器，如错金虎符、错金银铜鼎、鎏金蒜头壶、金洗、金环首铜刀等。此外，秦国的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陕西省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发现有3件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
根据凤翔和宝鸡等地所发现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仍以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
秦朝由于年代短促，遗留的金银器不多，大多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两乘大型陪葬铜车马，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
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并将其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件，银制件983件。
一号铜车马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4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
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该铜车马共由3500多个零部件组成，总重约1040千克，其中金饰件3000余克，银饰件4000余克，车马通体饰有精美绝伦的彩绘。
该车伞杠上有圆管形错金银纹样两节，纹样环伞杠一周，上下两端各有一条宽0.35厘米的金银错粗环纹，及一条细线作为纹样的上下界。中间部分也有3组凸起的阳弦纹作为整个图案纹样分组的间隔条带。
由上向下数第一、三两组阳弦纹上的错金银纹样基本相同，中间凸起的部分都是以金银错的横“S”纹作为主题纹样，形成二方连续的环带纹。纹样与纹样之间也是以3条细金银错线相隔。
金银勒是控驭马的重要器具。一号铜车前所驾的4匹铜马的头上各戴一副。4副勒的形制、结构和编缀方法基本相同，大小相似。主要的连接点上缀有金质或银质的圆泡形节约，额部饰金当卢。
金当卢为马头的金饰件，勒套装于马头后，当卢则位于马额中央。长9.6厘米，最宽5厘米，厚0.4厘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金质，下层为铜托。两层大小、形状相同，连接一起。
正面的周边有突起的状似流云纹的阳线边饰，中部为两条左右相对组成的类似蝉纹的浅浮雕单独纹样，二者交合为一的两条蟠虬纹。
金当卢背面的铜托上铸有4个纽鼻，两两相对。纽界内贯穿纵横呈十字形铜条，此铜条与托板、纽鼻铸连一起，用以连接金银勒上的链条，起节约作用。
位于马口两侧的链条上连接着银表和铜衔，位于喉革部分的链条上悬挂着铜丝扭结成的璎珞。左骖马和右骖马的勒除连接着银铆、铜衔外，还有铜橛以及连接衔、橛的圆片形铜构件。
勒是套在马匹头部，用来控制马匹的核心部件。俗称马笼头，古代又名羁，亦称络头。《淮南子·原道训》：“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古代马勒多以革带制作。革带相交处，常见以底部带有钮鼻的铜环或铜泡连接，称为节约。
秦陵铜车中的马勒则是用金银子母节连接成的条带构成，条带的交叉处用底部有钮鼻、表面铸花纹的金泡和银泡连接并装饰。
络有衔者谓勒，铜车马之衔由两节两端有环的铜棒相连而成，中间的小环相互穿接，两端的大环用于贯镳。镳为银质，呈弧形扁棒状，每副勒上两根，与勒系连为一体，分别位于马嘴两侧。
镳的形状以弯月形居多，有的呈上尖下粗的牛角形，有的呈拉伸的S形。其质地有角、木、铜、银、玉、象牙等，铜镳占多数。
镳在实用功能之外，还以其质地和纹饰的不同表示尊卑，是马具中表示车主的身份的部件之一，很受人们重视。《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帝的乘舆“象镳镂钖”，王公、列侯的车“朱镳朱鹿”。
秦陵铜车中的8匹马皆银镳、金银勒，尽显高贵之气。
马勒套络于马匹头部，勒上系着辔绳，御者手握辔绳控驭马匹。御者根据需要做出不同的牵拉操作，辔绳另一端的衔、镳就会对马的口部施加不同的压迫，受过训练的马匹自然会遵从御者的指挥行动。
假如需要马匹停步或慢行，御者在发出口令后，只需同时牵拉双侧的辔绳，受到双侧辔绳共同作用的铜衔，就会向后勒挤马口。在铜衔的勒挤下，马匹便会做出扬头顿蹄的动作，随之停止或放慢脚步。
假如需要指挥马匹转向，御者在发出口令后，只需牵拉朝向一侧的那根辔绳，受其作用，马口中的铜衔便会被拉向该侧；此时，铜衔另一侧穿插的镳就开始发挥作用，既阻止铜衔抽脱马口，又逼迫马头向牵拉一侧转动。在辔绳、铜衔的带动和镳的迫使下，马匹必然按照御者的要求转向。
通过马勒在控制马匹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衔、镳的功能和用法，便清楚地展现了衔镳相连、随辔而动的场景，还可以生动地诠释“分道扬镳”这句成语的原始含义。两人分别，各自牵动马辔，勒上之镳随之扬起，车骑转头绝尘而去。
一号铜车的车舆呈横长方形，前面的左右两角成弧形钝角，后面的两角为直角。横宽74厘米，纵长48.5厘米。舆的四面装有軨。前有轼，后面为敞口车门。前侧车转上端与轼之间以弧面形的掩板相连，使舆的前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前軨的上部偏左装有银弩辄两个，承托着铜弩的弓背，弩臂置于轼和掩板上。形状和大小相同，长12.3厘米，辄的后部呈长方筒形，前部有一含口，含口的上唇短，末端向下微勾呈鸟状，下唇长而斜向上方弯曲，末端呈鸭首形向前平伸，整个下唇的形状犹如鸭举颈昂首。其上侧及左右两个侧面铸有浅浮雕状的流云纹。
辄的作用有二：一用以承弓，二用以张弩。
此外，秦俑坑的5个探方内也发现有金节约、金泡等。陕西兴平发现的秦代错金银云纹犀尊也是那时的珍品，通高34.1厘米。造型雄奇浑厚，壮健有力。两眼前视，双角上竖。犀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为饰，云纹细如游丝，运线流利生动。表现了秦代工艺匠师的高度技艺。
除陕西省以外，在山东省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还发现了银器130余件，其中有一件公元前214年制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
鎏金刻花银盘高5.5厘米，口径37厘米，重1705克，直口，平折沿，折腹，地微内凹。口沿及内外腹壁錾刻3组龙凤纹，每组布局疏密适宜，采用二方连续的环状图案，龙凤纹为S形结构，宛如流动的几何图形。3组龙凤纹上下相互叠压交错，龙首张口回顾，凤首卷曲，颈饰凤羽。
盘内底中心錾刻3条盘龙纹。龙首张口，额顶有角，躯下有足，龙尾弯曲与另一条龙相衔接。构图于规整中寓变化，线条古朴、抽象，而又流畅、华美，呈现出自由奔放、活泼秀丽的神秘感。
器身内外装饰纹样采用满地装，龙飞凤舞，布满全身，显得繁缛华丽。银盘制作工艺精湛，錾刻娴熟精致，纹饰处全部鎏金，银色的质地，金色的纹饰，交相辉映。
盘口沿底面和外底刻有铭文47字。……外底所刻“御羞”，即“御馐”。御馐归属少府，管理帝王膳馐原料，也提供帝王美食，因此，这件银盘系专供帝王美食之用。
这一件银盘刻花鎏金，纹饰錾刻得极为精致，可以看出秦代艺人娴熟的技巧。而且，所呈现的花纹规整、细腻，有很强的韵律感，应该说是在当时已有相当水平的工匠和很像样的作坊了。
刘襄墓中还发现两件略小的银盘，饰波折纹、花叶纹和云龙纹等，纹饰上全部鎏金。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陪葬铜车马
⑵ 唐代金银器的形态特征和形成原因重赏!
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早在商代已有黄金饰件的制作，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黄金器皿，但金银器制作最成熟和繁荣的时期是在中国的唐代。唐代社会经济繁荣，金银产量增加，使大量制作金银器成为可能；而上层人士崇尚奢华，服食金丹之风流行，又刺激了金银器制作的发展。唐代社会开放,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也很频繁,两汉以来脱胎于青铜铸造而日见独立的金属加工工艺，到唐代取得与传自中亚细亚古国粟特、波斯萨珊、印度、东罗马的金银加工技术和装饰艺术相融合，造就了唐代金银器娴熟精巧的制作工艺和典雅华贵的艺术特征。
金银色泽美丽、性质稳定，自古以来被视为珍贵财富的象征，同时又因易于加工为精美的艺术品而成为华贵的标志。
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早在商代已有黄金饰件的制作，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黄金器皿，但金银器制作最成熟和繁荣的时期是在中国的唐代。唐代社会经济繁荣，金银产量增加，使大量制作金银器成为可能；而上层人士崇尚奢华，服食金丹之风流行，又刺激了金银器制作的发展。唐代社会开放,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也很频繁,两汉以来脱胎于青铜铸造而日见独立的金属加工工艺，到唐代取得与传自中亚细亚古国粟特、波斯萨珊、印度、东罗马的金银加工技术和装饰艺术相融合，造就了唐代金银器娴熟精巧的制作工艺和典雅华贵的艺术特征。
摩羯纹金长杯
在唐代金银器制作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近几年考古发现，唐代金银器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金光闪闪，银光熠熠。成了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
唐代金银器从器物种类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唐代金银器纹样丰富多彩，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当时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
唐代历时近300年，金银器制作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器类品种不多，有碗、盘、杯、壶、铛等。其装饰特点是划分出许多区段来配置图纹，装饰区间多在9瓣以上，甚至于有14瓣的，这些区间瓣多錾刻成U形或S形。棱形器物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器形种类增多，上一期12瓣以上的装饰区间手法已被淘汰，大量采用六等分、八等分来装饰配置纹样，装饰瓣多为莲瓣形且多为双层叠瓣，U形瓣已极少见，S形瓣不再出现。
总之可以说：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肃宗到宪宗时期（公元756―820年），装饰手法多采用多重结构为主的六等分法，盘类多附三足，出现仿生器形，即仿照动物等的造型。已不见高足杯，带把杯和多曲长杯等。
穆宗到唐末（公元821―907年），器形种类繁多，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的装饰手法。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
唐代金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重要的手工艺品。其制造部门分“行作”、“官作”两类，而以后者为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官营手工业差。“官作”即指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时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的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宦官任文思使，为内诸司之一。
⑶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是怎样的
中国金银器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每一时期的金银器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我们追溯那古老的岁月，去大致了解一下它的发展轨迹吧。
商周金银器：小巧简约
中国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商代的，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商代金器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商王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四川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一时期的金器。一般地讲，这个时期的金器，形制工艺比较简单，器形小巧，纹饰少见，大多为装饰品。
如果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出土的金器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它们似乎是分别在几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上发展起来的。在形制和偶有发现的纹饰上，地区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其中颇为独特的金面罩、金杖和各种金饰件，也都是商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所未见的。金银器早期的发展情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这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复杂所决定的。
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银工艺的发展；并使金银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早期的金银制品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是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最迟在西周时期，金银平脱工艺就出现了。
春秋战国金银器：清新活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北方匈奴墓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及其金细工艺的高度发展，尤令人瞠目。
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秦汉金银器：繁荣发展
秦代金银器迄今为止极为少见。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作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金花银盘亦为唐代金银器中很有特色的主要品种。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迄今考古发掘中所见汉代金银器皿，大多为银制，银质的碗、盘、壶、匜盒等，在各地均有发现。一般器形较简洁，多为素面。
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器和铁器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最为重要的是，汉代金细工艺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汉代金钿工艺的成熟，使金银的形制，纹饰以及色彩更加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并为以后金银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代金银器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均有发现。除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车马器、带钩、器皿、金印和金银医针等，涉及面较为广泛。在吉林省通榆的北方鲜卑族墓葬、西北新疆乌孙墓葬、车师国故地、焉耆古城等遗址，以及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地也发现了金银器，大多为金银饰品，如牌饰、金花、首饰、带扣等，具有较浓厚的民族色彩。
魏晋南北朝金银器：独具异域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经济亦遭受破坏。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常可以看到民族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迹象。辽宁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了“范阳公章”龟纽金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
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仍不多见，且所见大都带有外来色彩。如山西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银高足杯和银耳杯等，除耳杯外，鎏金银盘和银高足杯均为波斯萨珊朝制品。
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这个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和功能亦颇受影响。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一件金佛像牌，呈长方形，正面线刻有裸体全身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释迦出土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制品在唐宋以后极为常见。
唐代金银器:绚丽多彩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大宗发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又成了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不是吗？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可以说：中国古代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
唐代金银器纹样丰富多彩，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当时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
唐时历时近300年，金银器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器类品种不多，有碗、盘、杯、壶、铛等。其装饰特点是划分出许多区段来配置图纹，装饰区间多在9瓣以上，甚至于有14瓣的，这些区间瓣多錾刻成U形或S形。棱形器物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器形种类增多，上一期12瓣以上的装饰区间手法已被淘汰，大量采用六等分、八等分来装饰配置纹样，装饰瓣多为莲瓣形且多为双层叠瓣，U形瓣已极少见，S形瓣不再出现。
总之可以说：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肃宗到宪宗时期（公元756—820年），装饰手法多采用多重结构为主的六等分法，盘类多附三足，出现仿生器形，即仿照动物等的造型。已不见高足杯，带把杯和多曲长杯等。
穆宗到唐末（公元821—907年），器形种类繁多，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的装饰手法。
宋元金银器：清丽典雅
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亦为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并对元、明、清的金银器制作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金银器是在唐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风貌。虽不及唐代金银器那样丰满富丽，然而却具有典雅秀美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有人认为，宋代艺术没有唐代的宏放魄力，但是其民族风格却更为完美。与唐代相比，宋代金银器的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相比之下，唐代金银器皿显得气势博大，而宋代则以轻薄精巧而别具一格。宋代金银器在造型上极为讲究，可谓花式繁多。
宋代金银器的纹饰总的说来，以清素典雅为特色。虽没有唐代纹饰那样细腻华美，然而其洗炼精纯亦非唐所及。素面者，讲究造型，光泽悦目；纹饰者则以花鸟为大宗，并使丰富多采的装饰纹样，与变化多姿的器物造型巧妙结合，达到合谐统一。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看，自秦以来流行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无见。而较多运用锤鍱、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具有厚重艺术效果的夹层技法，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未见。镂雕工艺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进。最有特色的是，宋代金银器采用了立雕装饰和浮雕型凸花工艺。
宋代金银器在其本身的纵向发展中，还出现了大量横向结合的作品。金银与漆、木等其他材料合壁，金银用于服饰、书画等。
两宋时期的辽、西夏、金、大理等国的金银器也有较多发现。大体上看，其作工和形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宋金银器制作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元代金银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其形制、品种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数不甚多。然而从文献材料上看，当时的金银器饰并不稀见。
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近似。银器数量多。金银器品种除日用器皿和饰品外，陈设品增多，如瓶、盒、樽、奁、架等。元代大多数金银器均刻有铭款，这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造型纹饰看，元代金银器仍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者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然而，元代某些金银器亦表现出一种纹饰华丽繁复的趋向。这种趋向对明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清金银器：华丽繁缛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发展的总势趋于保守。其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来或丰满富丽、生机勃勃；或清秀典雅，意趣恬淡风格，而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如果你从中国金银器的历史长廊中流览而过，那么当你信步走到这里时，便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那器形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的色彩斑斓，特别是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相和谐一致，但是却和贴进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器迥然有别。然而，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可谓明晰可见，但其分野之界亦是如此鲜明。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亦有不少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他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
清代金银器的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或格调高雅，或富丽堂皇，再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清代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继宋、元、明以来，清代的复合工艺亦很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清代传世品中，亦保留了不少各少数民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反映了当时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爱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
总之，清代的金银器丰富多采，技艺精湛。其制作工艺包括了范铸、锤鍱、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应该说，清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 结 语 ◇— —
纵观金银器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是那个时代审美意识的反映，亦能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历史长河的纵向发展看，金银器的发展有其历史传承性，而在同一时代中，金银器的发展也会受到来自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横向渗透和影响。金银器是在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并发展的，它从其他文化艺术领域中汲取营养，并形成了自身独具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条浩荡壮阔的大江，而每一支汇入其中的细流，都使她更加博大而辉煌，都使她得以更加色彩斑斓、仪态万方的面貌呈现；那么，具有神奇瑰丽色彩的金银器，不也是为中国文化这一巨大实体注入活力和风采的一支涓涓细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