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為什麼鑄造銅錢少

Ⅰ 關於銅錢（宋幣）

度宗咸淳年間（公元1265年－1274年）鑄「咸淳元寶」小平、折二銅錢。後元軍攻入南宋，宋亡，其他的幾個年號都未及鑄錢。
除以上的一些方孔圓錢外，在宋朝還出現了一種長方形的錢幣，叫「錢牌」。在南宋理宗淳佑年間，發行了一種形狀奇怪的貨幣，是長方形的小牌，大小如現在存取自行車的小牌。這種錢是用銅鑄的，兩面都有字，正面文字為「臨安府行用」，錢背則記為「准五伯文省」、「准三伯文省」「准貳伯文省」等。錢文中的「准」字是「平」，「伯」是「佰」，「省」就是當「省佰」講的，意思是在交易時支付小牌相當於×佰文銅錢。臨安是現在浙江省杭州，是當時南宋的國都。「臨安府行用」規定了這種錢牌只能是限於臨安府流通的代用幣，其鑄造行與當時的錢荒和禁錢出城有關。宋代由於貨幣經濟的長足發展，市場對銅錢的需求量大增，在銅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經常發生錢荒現象。為了維持正常的商業活動，當時城裡的官員們明令禁止銅錢出城。《文獻通考錢幣考》曾說：「自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禁止銅錢出城後，進入城市的銅錢當然也會相應減少。城市內外貿易流通只得依賴紙幣了。而大額的錢幣投入市場，有不便找零之弊，於是就產生了錢牌這種代用幣了。南宋的錢牌也多在杭州一帶出土，但數量少，極為珍稀。

造成南宋錢荒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貨幣需求量大增。南宋偏安一隅，地處全國最富庶的東南沿海一帶，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戰事，政治上也相對穩定，再加上不堪金國壓榨的北方百姓南遷，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技術，從而使南宋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據記載，當時臨安府店鋪林立，商賈雲集，已經是百萬人口的世界級大都市了，僅米糧一項，「細民所食，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鋪家」。由此可以想像當時的商品交易是多麼地活躍，隨之而來的是貨幣流通量的激增。二是銅錢外泄，大量流入北方和海外。南宋政府腐敗無能，向金國屈膝求和，每年給金國賠款300萬兩，多數以銅錢折算；再則民間的銅走私十分嚴重，而對外貿易又十發發達，銅錢又通過貿易的方式流往海外一部分。《宋史·食貨志》載：「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三是銅源不足，鑄造錢額減少。南宋時，隨著所佔據州縣的減少，銅礦資源相應匱乏，再加上鑄造錢幣的中心大都殘破，無以恢復，所以銅量銳減。四是銷錢為器，使銅錢退出了流通領域。由於銅源匱乏，銅器緊俏，相當數量的銅錢被人們銷毀為器。南宋的銅錢需求量大，鑄行卻少，綜上所述，造成了南宋的錢荒。

總之，宋朝的錢幣以書法精美、製作工整、種類繁多而著稱。但是在這些精奇悅目的宋錢里卻浸透著當時無數的錢監役卒們的血汗，他們才是燦爛無比的宋代錢幣文化的直接創造者，可是他們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過著牛馬一般的生活，遭到統治者的殘酷欺詐和壓迫。

宋代管鑄幣的機構叫錢監。錢監實行軍事化管理，鑄錢工匠被稱作役卒。每個錢監的役卒多少不均。《宋會要輯稿》記載:「大觀元年，永豐監有兵匠695人，較額定人數缺64人。」又載：「（富民監）見管工匠二百餘人。」役卒的來源，除了從民間招募部分有特長的工匠以補不足外，絕大部分由犯人充役。人一旦進了錢監就如同進了鬼門關，每個役卒的臉上都刺有監字或軍號。鑄錢是一種勞動強度極高的手工活，役卒們常年遭受到爐火的熏烤，鉛毒的污染和工頭們的折磨，身體狀況極差，其中一些年老體弱、喪失鑄錢能力的役卒，便被發還關押。至於不堪苦役而逃出錢監者，則要遭受更嚴重的懲罰，甚至被打死。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國家將要滅亡之際，宋徽宗還曾制定過「錢監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宋史·兵法》）。宋代的錢監是役卒們的另一種監獄形式，在這里的人是會說話的工具，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更多的錢幣。宋錢是美麗的，美麗的宋錢里去飽含著錢監役卒們的血淚。

Ⅱ 為什麼南宋銅錢品相差

南宋所佔的地區沒什麼好的銅礦啊，那時候主要還是都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區。

Ⅲ 南宋銅錢一般的7個皇帝銅錢一套多少能收到

南宋只有6個皇帝鑄造了銅錢!按照每個皇帝平均10元/枚可以收到!

Ⅳ 論文 宋代錢荒的原因

分析宋代的錢荒，我們首先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是錢荒現象主要發生在東南地區；二是錢荒並不是當時所生產並擁有的銅錢總量真的無法滿足市場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對於第一點，我們可以從眾多宋代的史料記載中看出來。早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即已出現「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宋史》卷180《食貨志下》)的記載。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據田錫所雲，江南、兩浙等處，「彼中難得錢」(《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46，成平三年三月丁未條)。北宋中葉，歐陽修說：「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劃刷，及以谷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歐陽修全集·奏議集》卷三《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余錢札子》)歷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張方平說：「東南六路……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張方平集》卷二六《論討嶺南利害九事》)蘇軾說：「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蘇軾文集》卷三十《乞賑濟浙西七州狀》)在眾多議論中，所提到的「錢荒」多發生在東南地區。這既是因為東南地區是宋代財政賦稅的重要徵收地區，每年都會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銅錢，更是與當地的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緊密關聯。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開封和西北沿邊諸路，是沒有錢荒現象的，因為這些地區每年都會有大量的錢幣匯聚而來。這說明前引袁一堂、高聰明、汪聖鐸等先生對宋代壟斷性貨幣投放體制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第二點認識是：錢荒並非因為銅錢數量短缺所致。北宋中葉李覯曾經說：「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余見。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余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卻損，其故何也?」(《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國策第八》)李覯所說的「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銅錢在數量上是驚人的。宋代是我國歷史上銅錢數量最多的一個時期。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鑄銅錢30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與中唐鼎盛時期的鑄幣量相差無幾。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饒、池、江、建四大銅錢監全部建立，鑄錢量達到每年135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稍後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歲鑄183萬貫的水平(《長編》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歲末附記)。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更創下年鑄300萬貫的記錄(《夢溪筆談》卷一二)。到鑄造銅錢最多的宋神宗時期，每年鑄造量高達五百萬貫以上，用銅約2千萬斤(《文獻通考》卷九《鑄幣考二》)。據日本學者宮崎市定1943年的考證，有宋一代僅官鑄銅錢就有二億貫。我國著名貨幣史專家彭信威估計，北宋自鑄錢幣，連同前朝舊幣，「全部貨幣流通量當在二億五六千萬貫」[8]541。汪聖鐸認為，若不考慮銅錢被銷毀的情況，到北宋末年政府鑄行的銅錢總共約有三億貫。以當時有一千萬戶計，平均每戶可支配30貫[8]128～129。因此宋代的銅錢在數量上並不少，應該能夠滿足民間細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顯而易見，認為錢荒就是銅錢不夠使用的觀點自然是站不住腳的。

關於錢荒的成因，南宋時有人分析說：「今日之錢，鼓鑄不登，滲漏不貲，鉟銷日蠹，私家藏匿，疊是四弊，固宜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幣之流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四三)這個認識，比較完整地勾勒出導致錢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就會產生新的疑惑。為什麼政府鑄造銅錢的數量會減少?為什麼銅錢會大量外流?什麼原因促使民間居然冒死犯禁去銷毀銅錢?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民間持續貯藏銅錢，使其沉澱下來而退出了流通?

事實上，這些表面原因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為重要的深層原因，那就是銅錢的錢面值(名義價值)小於其幣材值(實際價值)。

判定宋代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還需要對宋代銅的價值變化進行分析。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它與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關系。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商品的價值呈現下降的趨勢。就宋代銅的生產來說，生產技術確實得到一定的提高，據記載，宋仁宗景祐二年，「[許]申在三司，乃建議以葯化鐵與銅相雜鑄，輕重如銅錢法，而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因入內都知閻文應以納說，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長編》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條)。這是宋代開始使用膽水制銅法的開端。膽銅的質地不如以前冶煉方法生產出來的銅，因此宋仁宗朝實行膽水制銅一段時間以後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復用這種方法製造鑄錢用的銅材[14]。由此我們可以說，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宋代銅的價值會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那麼，該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呢?據此能夠否定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判斷嗎?我認為，宋代銅的價值下降的趨勢當然會對銅錢的價值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不足以彌合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和實際價值之間的差距。因為宋代基本的冶煉技術沒有發生變化，而宋哲宗朝以後用膽水制銅法生產出來的銅材數量有限，特別是南宋時期各錢監多有廢弛，每年產銅和鑄錢的數量更少。據王菱菱考證，宋代可考的膽銅最高年產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問的187萬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紹興末年，膽銅的產量銳減到21萬斤，以後更是每況愈下[12]104～105。因此，我們可以謹慎地推斷，宋代提煉銅的技術進步雖然對銅的價值有影響，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事實。所以我們可以說，宋代產銅技術的進步不能成為否定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理由。

事實上，宋人葉適已經覺察到了銅錢購買力的改變。他說：「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谷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致富強，米斗十錢以上為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為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才]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荊、襄，米斗乃或上百錢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匏)[瓠]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祿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明矣。」(《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二《財計中》)葉適通過從漢唐到宋代的物價比較，看出宋代較之漢唐「錢多」而又「錢賤」這一社會現實，仍然反映了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

Ⅳ 銅錢超發的宋朝為什麼頻發錢荒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也這就是說，台州城鬧「錢荒」了，市面上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了。這是何故？原來，市面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這些日本商船「先過溫(州)、台(州)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海上民戶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包恢《敝帚稿略》)日本看中宋朝的銅錢，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難怪台州一日之間發生「錢荒」。 宋朝是歷史上一個經常鬧「錢荒」的朝代。如宋仁宗朝慶歷年間，江淮出現「錢荒」；神宗朝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謂之錢荒」；哲宗元祐年間，「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貴而錢少」，南宋後期，「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錢荒」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裡去了。 許多宋朝人認為，是銅錢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錢荒」。宋朝經濟發達，與日本、東南亞、阿拉伯乃至非洲開展密切的國際貿易，宋錢差不多成了這一貿易區的國際貨幣，有點接近今日美元的貨幣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銅錢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爪哇國也用胡椒交換宋錢。今天在東非、印度、波斯灣等地，均有宋錢出土。宋人說，「緡錢原為中國財寶，而今四方蠻夷通用之。」這並不是誇張之詞。這些與宋朝通商的國家，「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為阻止銅錢外泄，當時有人提議：乾脆關閉貿易港，中斷與外商的貿易。認為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這當然是一種很愚蠢的想法，幸虧宋朝政府並沒有聽從。 今人的研究表明，宋代「錢荒」並不是因為銅錢短缺，換言之，銅錢的外流對「錢荒」或有推波助瀾的影響，但不能說是導致「錢荒」的元兇，因為宋代政府投入市場的貨幣總量是非常龐大的。北宋時，宋政府每年的鑄幣量高達一兩百萬貫、兩三百萬貫，宋神宗元豐元年間還創下年鑄幣量超過500萬貫的紀錄。這還不包括四川的鐵錢、交子(紙幣)以及貨幣化的金銀。而唐代的年鑄幣量，最高也不到33萬貫，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還不及北宋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學者統計，北宋末，宋政府投放於市場的銅錢總量約有三億貫，這個貨幣總量，是足以滿足當時市民的交易之需的。南宋的「錢荒」則通常表現為「物貴而錢少」，可見並沒有發生通縮，總體的貨幣供應量並不缺乏。況且，宋朝的商業信用工具也比較發達，大宗交易通常不必使用現金，而是採用「賒買賒賣」等方式。 錢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澱」下來了。換成最近流行的說法，「『錢荒』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錢沒有出現在正確的地方」。大量的銅錢，在流動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來不動彈了。這里的「銅錢沉澱」，包括政府的貨幣化稅收將大量錢幣回籠，也包括民間的儲蓄風氣。李覯說「民間鮮藏鏹之家」，可能不大准確，因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積儲銅錢的習慣，庫藏起來的錢叫做「鎮庫錢」，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因為錢幣被大量貯藏，致使流通領域的貨幣短缺，南宋時，朝廷便出台了一個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其他的銅錢必須變換成金銀、鈔引之類。但以宋朝鬆弛的社會控制，這樣的法令肯定是無法執行的。 宋朝富室又為什麼熱衷於收儲銅錢？因為銅錢能夠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發行紙幣，北宋時叫交子，南宋時叫會子，尤以會子的流通范圍更廣。但紙幣作為信用貨幣，如果國家超發，就會迅速貶值，南宋後期的會子就貶值得厲害，第一界會子可以兌換近800文銅錢，發行到第十八界時，每貫會子只可兌換銅錢不到200文。這便出現了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市民拚命花掉紙幣，積儲銅錢。而銅錢超發，錢的面值會貶值，但銅本身的價值卻是穩定的，宋代大量鑄造銅錢，導致銅錢的面值低於材值，一貫錢價值一千文，但如果將一貫錢熔成銅器出賣的話，其值將超過一千文。這就使得「毀錢鑄器」成為有利可圖之事，於是，「江浙之民，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奸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而江浙正是「錢荒」的重災區。 面對反復出現的「錢荒」，宋朝政府的對策是實行「錢禁」，即嚴厲禁止商人攜帶銅錢出境貿易，禁止民間私自毀錢鑄器。這一思路有點像樓價高企不下了就採取「限購」措施，看起來是對症下葯，實際上經不起經濟學的考驗。宋朝的「錢荒」並不是因為貨幣總量供應不夠，而是貨幣循環過程中出現的「短缺假象」，貨幣總量既然充足，「錢禁」不但毫無必要，而且破壞了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在自由市場中，假如銅錢供大於求，錢的購買力就會低於銅本身的價值，這時候，市場自會驅使人們將銅錢熔為銅器，使市場的銅錢流通量減少，幣值回升；假如銅錢供不應求，市場也會鼓勵「錢監」(宋朝的造幣廠)鑄錢，並吸引民間儲藏的錢幣流回市場。這樣，銅錢的市場流量跟市場需求之間，會自發地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宋朝的領導人雖然有非常明顯的「重商主義」傾向，可惜經濟學知識卻很欠缺，而且比較迷信行政調控的力量，於是將市場的調節機制當成了造成「錢荒」的因素加以嚴厲限制，一邊厲行「錢禁」，一邊鑄幣放水，加大流動性的供應。

Ⅵ 中國白銀貨幣化進程中的新篇章是什麼

1004年簽訂「澶淵之盟」之後，北宋每年給遼朝絹20萬匹、銀10萬兩。到了1141年的「紹興和議」里，南宋每年則要給金朝白銀25萬兩、絹25萬匹。不僅如此，北宋的徽宗、欽宗在「靖康之恥」中被金人虜到了遙遠的北國，宋廷派使節前往探望時往往也帶著金銀。比如紹興二年（1132），宋使就帶給「上皇（宋徽宗）金三百兩、銀三千兩」，也算是兒子宋高宗趙構的一份孝心了。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表明，金代「承安寶貨」盡管不是圓形的，但它們卻是自漢武帝以後中國第一次以銀鑄幣，也是自王莽以後第一次以銀為法幣。到了金末的幾十年裡，交鈔（紙幣）極速貶值卻禁止使用銅錢，白銀遂成為金晚期嚴重通貨膨脹階段最可信賴的表示價格的貨幣。這大大地促進了白銀的流行。正大年間（1224—1232），民間一切交易已全都使用白銀。

過去以銅錢來表示的各類價格，也都轉而以白銀明碼標價，比如《金史》里就有「（茶）袋直銀二兩」的記載。金朝雖然在歷史上的評價往往不高，但正是這個政權，相隔秦漢一千多年後，揭開了中國白銀貨幣化進程中的新篇章。

Ⅶ 為什麼南宋銅錢存世量比北宋少那麼多。

因為北宋銅錢是全國在用，而南宋銅錢只在南方用，也就是相當於比北宋的地域少了一半。
發行量就不用多說了，發行量的多少，以及地域廣度都決定了，北宋銅錢的存世量比南宋要大太多。

Ⅷ 北宋的銅錢到了 南宋時期還用嗎

可以用的，古代的銅錢和我們現在用的錢不一樣，是按照重量來衡量的，所以越重的錢價值越高。
南宋鑄造了大批的自己年號銅錢，會將北宋貨幣重融，用融化的銅水製造新幣。也有一些貨幣是虛值的，比如當十，當百的。北宋經濟強盛，基本不存在這重情況，南宋就鑄了比較多了

Ⅸ 南宋的銅錢年號有那些

建炎
紹興
隆興
乾道
淳熙
紹熙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寶慶（該年號鑄造銅錢為大宋元寶，鑄造了少量寶慶年號鐵錢）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佑
寶佑（該年號鑄造皇宋元寶）
開慶
景定
咸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