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鍾為什麼是銅鑄造的

① 永樂大鍾是怎麼鑄造而成的

被稱為「世界之王」的永樂大鍾，無論是它的體型，還是它的內部結構，抑或是它遍體的文字等都令人不由噴嘖稱嘆。它為何被稱為永樂大鍾呢?它又為何令無數英豪嘆為觀止?它的魅力體現在哪裡?鍾體上的銘文是什麼?500多前年古人是怎麼鑄造的呢?

經過反復研究和考證，科學工作者已經能清晰描述當年鑄造大鍾的方法和過程。這是初創於兩千多年前商周時代的陶范法。到了明代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為駕輕就熟、爐火純青的工藝。他們營造了一個壯觀而宏大的場面：在地上挖出十米見方的深坑巨穴，先按設計好的大鍾模型，分七節制出供鑄造使用的外范，低溫陰干，焙燒成陶。再根據鍾體不同斷面的半徑和厚度設計車刮板模，做出大鍾的內范。當七個陶制外圈依次對接如七級浮屠之狀時，渾然一體的大鍾外范便拼裝成功了。

這是天衣無縫的操作，纖毫之隙，分厘之差便會引起「跑火」，招致全盤失敗。為了承受澆鑄的壓力並確保足夠的強度，外范四周無疑是用泥土填滿並層層夯實的。鍾鈕旁邊四處不易覺察的疤痕，泄露了四個澆鑄口的准確位置。我們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澆鑄法：幾十座熔爐沿四條槽道排開，爐內大火流金、銅汁鼎沸；地坑裡內外模範同時高溫預熱。當蓄滿爐膛的萬斛金湯相率奔瀉而出後，這口萬鈞大鍾便一氣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五百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產，分明已經透出了近代大工業的規模和氣概。

冷卻又是一道致命的工序。坑內是一團沒有熄滅的地火和流焰，必須控製冷卻速度防止鍾體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羅斯大鍾就因冷卻過程中的閃失出現裂紋，結果淪為一口啞鍾。而孕育永樂大鍾的地坑此時是一個天然的自動冷卻系統。可以想像當年勞苦的工匠們付出了多少精心呵護，才能確保永樂大鍾在平安降溫中平安降生。

然而，在科技不太發達的明代，如何將這么多金屬成分鑄熔成鍾，還是個謎。

② 永樂大鍾的鑄造原因

「懺悔」說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鍾歌》中：「謹嚴難逃南史筆，懺悔詎賴佛寺鍾」。由於該詩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於覺生寺（即大鍾寺）永樂大鍾之東側，故「懺悔」說廣為流傳。殊不知這種說法是乾隆帝借題發揮，屬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與史實有嚴重抵觸。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宮廷政變屢見不鮮，可以說每次政變都是十分殘酷的，未見哪個因政變登基的帝王「懺悔」過。比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皇，剪除異己之後登上皇位的嗎?然而，他為政大有作為，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成為大唐盛世的主要開創者。明成祖當政後對唐太宗的許多做法和政策都贊許有加，並積極效法，由此觀之，明成祖何「懺悔」之有?他不僅從未因「靖難之役」而懺悔過，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談到「靖難之役」的正當性。比如他在永樂十五年（1417）為刻在永樂大鍾上的御制《諸佛如來世尊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所作序文中說：「讒言君臣，誣毀善良，所造罪業，無量無邊。……今王法所誅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無賴，非化所遷。所以拔惡類，扶植善良，顯揚三寶，永隆佛教，廣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師神道碑》中又說：「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革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責，時有所在……內難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實錄》（卷12）說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起兵。賴天地祖宗之靈，克平內難雲雲。」
其次，負責監造永樂大鍾的僧錄司左善世姚廣孝在乾隆詩中兩次被提到：「晁謀弗善野戰龍，金川門開烈焰紅」和「道衍儼被榮將命，犍椎冶盡丹陽銅」。據此有學者認為姚廣孝因自己曾幫燕王朱棣策劃和指揮「靖難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鑄鍾「懺悔」之意。此說並無史實根據。雖然姚廣孝因「靖難之役」確曾遭到親、朋的冷遇和措詞嚴厲的譴責，但他並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當他的「僧錄司左善世」，積極幫助永樂帝料理佛教事務，包括監制永樂大鍾和從事著述等，直到84歲逝世為止。
《明史·姚廣孝傳》說他「晚著《道余錄》，頗毀先儒。」其實不然，從《道余錄》的內容看，主要是調和儒、佛矛盾，批駁宋儒對佛教的指責，闡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認為佛教的「妙真如性」與程朱理學「道即是性」在性本體論上是一致的；他說：「佛願一切眾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為了證明儒、佛在綱常倫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為例，說宗杲雖身在叢林，但不忘世事，積極從事抗金事業，「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兩全」。姚廣孝如此立論，無非是想證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義，又不悖於儒家學說，對其所作所為毫無「懺悔」之意。因此，他負責監造永樂大鍾不但不能解釋為是為「懺悔」罪過，而且恰恰相反，是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為鞏固當朝統治服務。
第三、袁宏道《萬壽寺觀文皇舊鍾》詩中的「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發禿。已將周吼一齊周，更假釋梵庇冥族。」兩句詩不能作為「懺悔」說的證據。袁宏道乃萬曆二十年進士，當是正統觀念很強的人，他對道衍和尚及「靖難之役」頗具微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觀點正確與否也要看有無事實根據。事實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廣孝監制永樂大鍾之前，先對在靖難之役中被殺之人口誅筆伐一番，說他們是「凶暴無賴，非化所遷」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麼還可能以耗費巨資，鑄萬鈞佛鍾的方式去「庇護」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純屬摻雜著頑固的封建正統觀念和詩人想像成份在內的主觀臆測，不足為憑。
由上述可見，乾隆帝的「懺悔」說不能成立。那麼，明成祖令姚廣孝監制大鍾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麼呢?我們認為，這應該到永樂大鍾的銘文和永樂帝的施政活動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尋找，看其內心世界到底是怎樣產生的這些想法，然後才有可能正確地判斷其鑄鍾的真實意圖。 其實，明成祖鑄鍾意圖已明確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迴向》當中了，它被鑄在大鍾東側下方大鍾「御制款識」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顯著位置，這是經過將23萬余字佛經銘文按「三進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結果，我們推測其目的很可能是為了突出這一《迴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該《迴向》文的主要內容有：「惟願如來闡教宗，惟願大發慈悲念，惟願皇圖萬世隆，惟願國泰民安樂，惟願時豐五穀登，惟願人人盡忠孝，惟願華夷一文軌，惟願治世常太平，惟願人民登壽域，惟願災難悉清除，惟願盜賊自殄絕，惟願和氣作禎祥」，……「敬願大明永一統」。從銘文的內容和邏輯分析，應該說，前邊的所謂「十二大願」既被囊括在「敬願大明永一統」當中，又構成它的前提，因為如果這「十二大願」仰仗佛祖保佑和經過自身努力都實現了，就可順理成章地達到「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費苦心御制《大明神咒迴向》並把「大明永一統」作為最終的理想追求，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從政治上說，明成祖作為一個有作為的守成帝王，他必須要考慮以他所能想到並有能力加以實施的種種方式來鞏固和擴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創下的大明基業。早在永樂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負責編纂大型類書，並要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縉等將所編圖書進上，明成祖經過仔細翻檢，發現「尚多未備」，於是又命姚廣孝、劉季篪和解縉等組織人力重修，於永樂五年（1407）完成，賜名為《永樂大典》並親制序文，其中說：「朕嗣承鴻基，勔思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可見編《永樂大典》是為了「齊政治」，「同風俗」，從而維護和鞏固有明大一統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時期，歷經30年的浴血奮戰和苦心經營，通過用兵和招撫等手段，逐步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東起朝鮮，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積上遠不及漢、唐，西北尚未完全統一，北方還經常受到蒙元殘余勢力的威脅。明成祖奪得皇位之後，在加強中央集權，促進經濟發展，努力增強國力的基礎上，積極採取措施，拓展大明邊疆，試圖鞏固和擴大明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其中有成功的舉措如建立努爾干都司確立對東北地區的管轄；實行「改土歸流」，設立貴州布政司，加強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積極經營西北並設立哈密衛；通過派鄭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諸島嶼，擴大了同海外幾十個國家的友好往來；冊封西藏各派宗教領袖並通過他們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等。
這些舉措都充分表明，他維護和擴大「大明統一」，促進「華夷一文軌」的堅定信念以及他為實現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據楊榮：《後北征記》記載，他晚年於永樂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連續三次北征蒙古，試圖以武力征服之，但均無功而返。在最後一次北征的回師途中的一次宴會上，他回顧了太祖御制詞五章之後，舉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鴻業」的心跡。不久，他就死在這次返師的途中。征服和統一蒙古的事業未竟，成了他終身的遺憾。因此，可以說，他當年鑄永樂大鍾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利用佛法對世人的感召力，來弘揚他統一中國的宏圖偉願。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統」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關於經過「修、齊、治、平」而達到「大一統」的理念。「大一統」思想首倡於孔子，他在《論語·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亂」與西周時期的「秩序」加以比較：「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這里，他又把「春秋」這個「天下無道」時期分為三個階段，即「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從而看出政權愈是下移，社會愈是混亂。因此，他主張建立象西周那樣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結束戰亂，恢復秩序。這雖然在形式上是「復古」，但骨子裡卻是要求實現國家統一。從漢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均對孔子的「大一統」思想作過進一步的闡發，特別是朱熹，他通過對《大學》思想的解說，闡明了「大一統」觀念的具體內容和實現途徑，即所謂能容納儒家精髓的「三綱八目」。「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概括了「大一統」的內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指明了實現「大一統」的途徑。
明成祖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說，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學統一全國的思想，「使天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學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可見，他對「聖學」之底蘊理解得十分透徹，修身、齊家、治國的最終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業，擴大統一范圍，是要實現「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正因為這些思想在他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永樂十四年（1416）討論遷都和營建北京城的時候，有臣下奏言，稱北京為形勝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他十分贊賞，並決定馬上開工營建北京城，為遷都做准備。可見，遷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關鍵舉措。因此，可以說，在遷都北京之際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以「大明永一統」為核心內容的施政綱領，才是他下令鑄造永樂大鍾的真實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鍾為載體，把自己從局部到整體的政治理念與眾多經過精心編撰和篩選的佛經、咒語溶鑄在一起，這並非他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順應元末明初中國佛教的發展狀況，並加以巧妙利用的結果。
佛教發源於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古印度，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以後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傳入最早的漢傳佛教，還是公元六、七世紀傳入的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都逐漸與中國各地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實現了佛教的中國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於元朝統治者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尋常的發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達「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有「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後直至元末，仍然不斷地在全國各地增建和擴建寺院，或撥大量的土地、資金以扶植寺院經濟。這必然導致寺院和僧眾的進一步增加。據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眾多的僧侶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響的民間信徒，無疑將是一個十分巨大的數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現寺院林立、僧團龐大和信徒眾多的情況，固然有元朝統治者過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歸根到底是因為在當時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十分嚴重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元末戰亂的黑暗歲月里，廣大人民群眾因無法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便紛紛到佛教中去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從而使佛教贏得了廣泛的信教群眾基礎。
這是新興的明朝統治者無法迴避和必須認真對待的現實。弄得好可以得到這一宗教群體的歸順和擁護，弄不好必將危及新興王朝的統治和穩定。這一點，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攬「善世禪師」時就曾說過：「佛教肇興西土，流傳遍被華夷，善世凶頑，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顧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沉淪，永彰不滅，」認為：「景張佛教……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為重刻《法華經》、《金剛經》所作序文中也明確指出：佛教具有「陰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為朱元璋父子對佛教的發展狀況和佛教對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都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在他們當了皇帝以後，對佛教都採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針。這一方針以及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諸如禮遇名僧，頻舉法會，廣泛冊封藏傳佛教各派領袖，重建或修繕寺院，扶植寺院經濟，大量刊印佛典，通過限制發放度牒和僧侶數目、年齡以及實行考試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侶數目的過快增長，防止濫竽充數，嚴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締秘密宗教組織等。這些政策和措施，說到底都是為了在克服佛教負作用的基礎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會能量來為鞏固明朝統治服務。
上述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的實行對促進明初50年的社會穩定，特別是西藏地區的穩定起到明顯的效果。在內地，有眾多著名高僧如紹興寶林寺別峰、杭州天竺寺東溟等等都率徒眾接受朝廷的禮遇和規范，趨之若鶩地參與朝廷頻頻舉辦的各種「大法會」，大力弘揚佛法，勸人一心向善。這些都對促進社會穩定大有幫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較穩定。永樂年間（1403～1424）除了1420年山東唐賽兒假白蓮教起義短時間就被鎮壓之外，沒有再出現較大的不穩定因素。在西藏，由於明成祖在太祖冊封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為「國師」並加強同西藏地區「茶馬」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了對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領加封「大法王」、「大國師」及「西天佛子」等名號的舉措，使他們「轉相導化，以共尊中國」，從而實現了「西陲宴然，終明之世無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樂大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著手鑄造的，其目的是進一步以寓政治目標於佛教的方式，利用人們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來已久的影響力及感召力來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只有自覺地奉行「三綱五常」的倫理准則，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才能實現現世的安康幸福和對來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樂大鍾雖然在形式上是鑄滿經文、咒語的佛鍾，但它也絕不是單純為宣揚佛法，而是想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明成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迴向》所表述的內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來，「迴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眾生，引導人們尊奉佛法，積德行善，最後修成正果，進入西方極樂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他鑄鍾供養佛法，勸人為善，其最終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眾，使之共同來維護明朝的「大一統」江山。
當然，唐宋以來有不少鑄有少量佛經、咒語或簡短吉祥祝語的佛鍾。但是，象永樂大鍾這樣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大明神咒迴向》、《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說阿彌陀經》、《仁王護國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楞嚴陀羅尼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經文以及百餘種中、梵文咒語共23萬余字都和諧有序地鑄在如此碩大的鍾體上，而且以《大明神咒迴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綱領鑄到經文環繞的顯著位置，在歷史上則為僅見。
其次，把上述經文鑄到鍾上，勸人念佛向善，是想藉助佛教關於生死輪回和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從而達到鞏固明朝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約13萬言，佔大鍾銘文的一多半，在鑄上大鍾之前，他還命人譜了曲，並向民間廣為散發，鼓動民眾念佛名求善報，目的是「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務。」其內容主要是宣揚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為先」，「至孝在忠君」，並把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結合起來，強調「不忠不孝即為大惡」，「天網恢恢，報應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該《佛名經》序中所說：「凡發善心稱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號者，即得種種善報，輕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種種惡報……，所謂為善者，忠於君上，孝於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寶，敬神明，遵王法，謹言行，愛惜物命，……如是則生享富貴，歿升天堂，受諸快樂。所謂為惡者，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寶，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謹言行，殘害物命，……如是則生遭重遣，死墮地獄，受諸苦報。」
鑄《法華經》、《金剛經》等，其實質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三綱五常」。他在《金剛經》序中勸導世人說，想達智慧成正果，「覺路非遙，履之即至」，「惟盡心以忠於君，竭誠以孝於親，不虧六行（據《金剛三昧經》載，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迴向行、十地行、等覺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國古代的五種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纏根塵，心無妄想，無所住著，即見本性，不離宗旨，又能持誦此經，勤行修習，當即證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圖和「綱常」倫理溶於佛教之中，再把這些鑄於千百年來對人們特別是對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鍾上，意在藉助佛鍾的傳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鍾亦稱梵鍾，大約產生於東漢時期，因為這時圓形的報時鍾已廣泛用於民間，而佛教恰好在東漢時期廣泛在中國傳播，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礎上，採用當時流行的報時鍾的形式來警示僧眾和傳播梵音。按《長阿含五?尼沙經》的說法，梵音有五大特點：正直、和雅、清澈、深滿和遍周遠聞，故採用報時鍾來傳播梵音和弘揚佛法比木製的「犍稚」更能滿足這些要求。現存最早的佛鍾即南朝陳太建七年（575）鍾就是一口圓形鍾。在以後的發展中，為了更好的傳播梵音，人們不斷地改進圓形鍾的形態和鑄造方法，追求鍾聲的完美、莊重、悠揚和遠播，從而使鍾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達到了「有寺必有鍾」的程度。
可見梵鍾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它的功能除了作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眾的信號之外，更主要的是傳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眾生。如唐朝和尚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鳴鍾部》所言：「洪鍾震響覺群生，聲遍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祓除眾生長夜苦。」又大鍾寺古鍾博物館所藏北宋熙寧十年（1077）所鑄銅鍾載有陰刻銘文：「增一阿含經雲，若打鍾願一切惡道並皆停止，得除五百億劫生死罪，雲雲。」受這些信念的影響，普通大眾對鍾聲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還編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謠在民間流傳，並把它鄭重其事地鑄到了鍾上：「聞鍾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
永樂帝正是適應和利用這種需要，在遷都北京之際動員了眾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費巨資鑄造了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於神祉的永樂大鍾。它承載著經過精心編撰的經文、咒語，一擊，「聲聞數十里」，字字皆音，達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滿」的谹谹之聲「遍周遠聞」的極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實現在《大明神咒迴向》中所提出的以「敬願大明永一統」為終極訴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說，永樂大鍾是寓政治於佛教的成功典範，是永樂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創舉，也是留給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從今天來看，剔除其封建專制主義的糟粕，宣傳其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謀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③ 鑄造曾侯乙編鍾的主要材料是什麼

曾侯乙編鍾的主要材料是青銅。

侯乙編鍾，戰國早期文物，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1978年在湖北隨縣（今隨州市）出土。是由六十五件青銅編鍾組成的龐大樂器，其音域跨五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它高超的鑄造技術和良好的音樂性能，改寫了世界音樂史，被中外專家、學者稱之為「稀世珍寶」。
編鍾是中國漢族古代大型打擊樂器，興起於西周，盛於春秋戰國直至秦漢。中國是製造和使用樂鍾最早的國家。它用青銅鑄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圓鍾按照音調高低的次序排列起來，懸掛在一個巨大的鍾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逗吵錘和長形的棒分別敲打銅鍾，能發出不同的樂音，因為每個鍾的音調不同，按照音譜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樂曲。引在木架上懸掛一組音散腔調高低不同的銅鍾，由古代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樂。

青銅是是金屬治鑄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純銅（紅銅）中加入錫或鉛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歷史意義。
青銅是現代人給予的名字，古時青銅是黃色偏紅，而埋在土裡後顏色因氧化而青灰，稱為青銅。與純銅（紅山掘侍銅）相比，青銅強度高且熔點低（25%的錫冶煉青銅，熔點就會降低到800℃。純銅（紅銅）的熔點為1083℃）。青銅鑄造性好，耐磨且化學性質穩定。
青銅發明後，立刻盛行起來，從此人類歷史也就進入新的階段－青銅時代。
2015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發現一處戰國至東漢時期的墓葬群，發掘出土一批精美隨葬品，其中的一把青銅劍，保存完好，十分罕見。

④ 永樂大鍾的鑄造背景

集冶金、鑄造、聲學、力學之大成的產物
永樂大鍾不僅鍾體龐大，而且集前述若干優點於一身，它的鑄造成功不僅僅取決於永樂帝的主觀願望，更主要的是取決於相應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而這種經濟實力的積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與明初所實行的一系列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政策及措施密切相關。
政治方面
廢除了元代的民族壓迫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奴隸制殘余。眾所周知，在元朝，蒙古統治者為了維護其最高統治地位，把國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原南宋治下的居民）四等，並在政治、法律、人才任用和科舉考試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優待蒙古、色目而歧視、欺壓漢人和南人的規定。這一制度雖然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被摧毀了，但與此相聯系的奴隸制殘余還存在，還有相當數量的被掠賣為「驅口」或「奴婢」的漢人和南人尚未獲得解放。
這種狀況殘留到明初，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奴隸地位低下，身受非人的奴役自不待言，在新興的封建統治者看來，更重要的是他們被世家大族所隱沒，使政府得不到足夠的勞動人手和稅收來源。因此，朱元璋於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令解放奴隸，詔書中說：「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復為民。」為了保證這一詔令的落實，在《大明律》中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為良。」同年，「福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為奴。」可見，朱元璋在民間廢除奴隸制的決心之大和措施之嚴厲。這樣一來，除了朝廷和明朝新貴尚保留著一定蓄奴權之外，民間的奴隸制殘余基本得到遏止。
由於明初廢除了元代的民族壓迫政策和遺留下的奴隸制殘余，使廣大漢人和南人，特別是在戰亂中淪為奴隸的各族人民得以解放，從而為明初農業和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農業方面
所實行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獎勵墾荒，實行移民和屯田，滿足了無地和少地農民的土地要求；治理水患，興修陂塘、堰閘、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獎勵農民種植棉、麻、桑樹等經濟作物；減輕田賦、徭役，實行使人民休養生息的政策等。這些政策極大地推動了明初農業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據《明史·食貨志》記載，至永樂中期，每年「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持續保持在洪武時期的較高水平上，朝廷和地方的糧食儲備都十分充足，「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應該說，自洪武初至永樂中期農業經濟的充分發展和豐富的糧食儲備，為永樂帝遷都北京和營建紫禁城、修建天壇、鑄造永樂大鍾等耗資巨大的工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工商業方面
明太祖和成祖突破了「重農抑商」或「崇本抑末」的傳統思想。太祖時鼓勵「農盡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並於洪武十九年（1386）「榜諭天下」，「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明成祖當上皇帝後也一直是奉行這種思想，如永樂七年（1409）他曾對北京耆老說：「農力於稼穡，毋後賦稅；工專於技藝，毋作淫巧；商勤於生理，毋為游盪。貧富相睦，鄰里相?NB456?……相安相樂，有無窮之福。」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明初採取了如下一些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措施：改變了元朝手工業奴隸的身份，使世襲的手工業者除了定期輪流應役外，大部分時間可以自己製造手工業品到市場上去出售；減輕工商業稅收，規定「三十而稅一」；鼓勵國內貿易，有限度地開展對外貿易，各國可持政府所頒憑證通商；開展疏通運河等有利於商貿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地調動了工商業者的生產積極性，刺激了他們聰明才智的發揮，使明初50年間，手工業、交通運輸和商業貿易都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手工業中的礦山開采、金屬冶煉、鑄造工藝等行業都有很大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經驗和技術，不少技術創新在當時居於世界領先水平，這些為永樂大鍾的成功鑄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術准備。
宋應星(1587～1667?）的《天工開物》對明代和明代以前的農業和各種手工業技術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其中的《五金》篇總結了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物的開采、選礦、洗礦、冶煉和分離等技術，並附有珍貴的生產設備圖。這里所述的以生鐵水「滲淋熟鐵之中，兩相投合」的煉鋼法，鋅的冶煉工藝，銅與鋅按不同比例煉出不同性能的黃銅合金等，既比明以前同類工藝有重要的突破，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首創；《冶鑄》篇總結了中國傳統的鑄造技術，著重敘述了銅鍾、銅鼎、銅錢和鐵鍋的鑄造技術及設備，總結出失蠟、實模和無模三種基本鑄造方法，這些方法在當時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上述兩篇著作中還附有20個拉桿活塞式風箱圖，未作文字說明，可能是當時在冶、鑄生產中使用這種風箱已經司空見慣，無須再費筆墨的緣故，這種風箱被世界科學界看作是近代冶煉鼓風設備的先驅。
綜上所述，明成祖作為在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傳統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大有作為的守成帝王，他自然以「修、齊、治、平」為行為准則，以維護和擴大明朝統一為己任。因此，他在遷都北京之際，下令鑄造永樂大鍾是為了利用佛教來宣傳他在《大明神咒迴向》中所提出的以「敬願大明永一統」為最終目標的系統而完整的施政綱領，既非單純地宣揚佛法，也不僅僅是為炫耀功績和遷都紀念，更與「懺悔」之說無涉。
從客觀條件上看，一方面，他能尊重當時的佛教發展狀況而因勢利導，從而想出了鑄造永樂大鍾而融政、教於一體，維護明朝「大一統」的獨到辦法；另一方面，他實施了一系列促進農業和工商業發展的政策，造就了永樂中期的富庶景象，把當時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領先的高度，從而才實現了他鑄造永樂大鍾的設想，永樂大鍾也因此得以成為集當時世界冶金、鑄造、聲學、力學乃至佛教藝術之大成的歷史文化瑰寶。